[0:01]当我第一次看到地球仪的时候，我并不好奇为什么地球是圆的。 相反，这些地图上的线条更令我好奇。 当我们从太空俯瞰地球，除了大陆与海洋，看不到任何的国界线，地球就只是地球而已。 地球上的每一道线都是我们人为分割的产物。 毫无疑问，这种分割是一种政治表达。 在这个分割的过程之中，我们划分的不只是土地的归属，更是我们和他们的区别。 在大多数的社会当中，这种我是谁的观念在童年时期就被悄然植入。 它用一种常识的状态，进入了每个人的大脑。 在和平年代，它似乎只是文化和生活方式，但是在战争年代， 这种想法足以令一个普通人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杀死一个从未谋面的人，抑或者是被对方杀死。 国家认同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我们愿意相信它的存在。
[1:12]大家好，我是柏拉图的石头。 这期影片我将为大家讲解民族国家的起源，以及在塑造国家认同这件事情上政府常用的集中手段。 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会主动披露给你的知识。 如果你对这些奇怪又冷门的，如果你想要深入的了解西方哲学和人文社科知识，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一起澄清知识本身。
[1:43]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曾经好奇，为什么中国是唯一一个宣称拥有5000年历史而且从未断流的国家呢？ 如果我真的能够回到过去，那些在教科书上被称为祖先的人们，会不会像今天的我们一样，自觉自发的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随着我队近代史的深入了解，长大的我逐渐发现，关于民族共同体的叙事并不是自古如此。 实际上早在晚清末期的时候，大中华民族的叙事就逐渐成型了。 直到1912年以后，由中华民国政府加以制度化，后来在1949年之后又被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承和延续。 所以，单纯的从历史尺度上来看，所谓的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只不过是一段百余年来的政治遗产。 就是因为这种共同的文化记忆，让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偏执的认为自己传承了5000年，甚至是更早以前的文化。 如果你真的能够回到几百年前，试图和自己的祖先对话，你很有可能会发现，他并不能理解今天的国家身份认同。 他也不能理解你口中的祖国究竟是何物。 值得注意的是，像这样的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人们都倾向于认为自己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存在的， 甚至他们可以追溯到人类最早的群居生活。 在这种直觉式的理解当中，语言、文化、肤色、发色、瞳孔的颜色、饮食习惯、民俗生活，乃至共同的历史记忆， 都可以被视为构成国家的天然证据。 坦率地讲，这样的说法，非常具有说服力，也很符合我们现代人的直觉。 而问题就在于这种直觉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现代化的产物。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国家，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主权在民原则之上的民族国家。 无论其实质的民主程度如何，起码绝大多数的国家都会在宪法中宣称，这个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而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自古以来便存在的自然事实。 18世纪之后，欧洲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为民族国家的诞生，提供了充裕的历史条件。 譬如印刷书的普及，使大量人口开始阅读相同的语言。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使地方社会被纳入到更大的经济网络之中。 欧洲国家开始具备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力，它统一了语言，统一了教育，统一了税收，统一了军队。 显然，民族国家就是一种现代建构，而这种建构是如何变得自然的呢？ 国家又是利用何种手段来支配我们的观念，我想第一点也是最容易被人想到的原因，就是教育。
[4:52]在现代社会，接受教育，几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义务。 学历越高，似乎意味着这个人可以拥有更高的知识，更高的能力，也更容易获得体面的工作和社会认可。 人们总是对教育抱有殷切的期盼，他们希望通过教育成为医生、律师，或者介由名校的光环，进入到更高的社会阶层。 这是一种关于教育的美好想象，正在经历这些或者对此抱有期待的人们不愿主动戳破它。 而教育体系的受益者们，也倾向于维护这种神化的叙事，来彰显其个人努力与世俗成功之间的必然性。 但如果我们稍微拉开历史的距离，很快就会发现，现代教育体系的结构并不是为了实现我们个人的梦想而诞生的。 它得益于距今约260年前的普鲁士教育体系。 在18世纪，普鲁士在与法国的长期战争之后，逐渐意识到一个问题，国家的强大不能仅仅依赖军队，还要依赖统一的纪律、语言、知识体系和国民忠诚的服役意识。 1763年，腓特烈大地颁布了普通学校条例，它确立了强制性初等教育的原则，这并不是一场单纯的文化启蒙运动，而是一整个国家工程。 当时的教育被设计成培养合格臣民的工具，国家也开始系统性的塑造下一代的行为模式与认知结构。 与此同时，工业革命正在改变生产的方式。 大规模的工厂生产需要什么呢？精确的时间观念，统计的标准操作，基本的读写能力以及对规则的接受，对权威的服从。 回想一下你的基础教育阶段，铃声控制时间，分年级管理，标准答案，考试排名，纪律规范，一切的奖惩机制都在围绕着分数和纪律进行。 事实上，这与工厂制度管理是高度相似的。 实际上，当时的教育系统扮演的功能就是批量生产这些能够听话，能够服从的产业工人，学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工业社会的预备厂。 而民族国家又赋予了教育更深层的功能，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工人，他还培养国民。 在课堂上你不仅要学习数学，或者是你的母语，学习关于国家的历史、疆域、象征，甚至是你们共同的苦难记忆和集体成就。 你也被老师告知，我们曾经接受过屈辱的历史，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复兴，或者说我们拥有着共同的文化与命运。 教育将工业社会的纪律训练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塑造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可以培养可用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塑造可以被动员的国民。 这就是现代教育的双重结构。 尤其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主权在民成为了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而问题也随之而来，人民如何成为人民呢？ 1880年代，法国第三共和国通过如乐费礼教育法，确立了免费义务的世俗教育，课堂成为了共和国价值观的传播中心。 当时的教材强调，法兰西祖国、公民义务、革命传统以及我们共和国的荣耀，普鲁士培养的是臣民，而法国培养的是公民。
[8:14]表面上是不同的，但是它们的结构却是一样的。 国家通过课堂塑造了国民的身份认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意识到， 如果没有统一的教育体系，民族国家只是一种法律结构，而不是一种心理上的共同体。 于是德国、意大利、日本、美国、中国陆续都将教育国家化，他们统一了语言，统一了历史叙事，统一了公民的意识。 我们不得不承认，教育作为塑造国家认同的机制之一，它让个体在成长过程之中，逐渐习惯了三件事情。 第一，服从规则，第二，接受统一叙事，第三，把自己理解为某个国家的一部分。 当然，也许有一部分观众可能会反驳我，他们会说我并没有这么蠢，我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 我拥有独立思考，辨别是非的能力，我不认为我的观念是被谁操纵的，我完全可以摆脱教育体系的影响，通过自学形成自己的判断。 我同意，自学当然是一个更明智、更成熟的选择，我也鼓励任何观众这么做，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知识也是有载体的，而这个关键的载体就是我们的语言。
[9:32]作为一档面向华语观众的科普节目，我可以毫不解释的使用很多概念，比如面子、孝顺。 我知道他们翻译成英文或许很难，但我们可以暂时忽略这些文化差异，不是吗？ 而更为关键的是，我们的思考方式。 当我说国家这个概念的时候，你脑海中对应的英文单词是哪一个？Country、Nation、State。
[10:02]这三个词在很多语境中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但他们并不能等同。 Country更偏向于地理与疆域，Nation更偏向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想象，State指的就是主权权力机器。 可是在中文语境当中，我们很习惯把它们压缩成同一个词。 国家。 于是，当我们讨论国家的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把疆域、民族、政府、主权、政权、人民全部糅作一团。 你以为你是在讨论的是同一个概念吗？你很有可能在同时讨论多个概念。 所以，我想提出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当你用自己的母语去阅读国家相关的内容时，你会不会下意识的停下来区分，这里所说的国家究竟是什么呢？ 或许你从来没有区分过，或许，有人在故意混淆，他并不想让你加以区分。 或者说，更多的人只是下意识的把他们全部等同起来，因为从小到大，我们听到的就是同一个词语。 这就是语言的力量，他不需要命令你相信什么，他只需要来规定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思考。 当语言把差异折叠到一个词语当中，你的思考也会被折叠，你的表达也会丧失精确性。 事实上，国家未必能够直接影响你的判断，它更深层的影响，就是在语言当中塑造你提出问题的方式。 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必须统一自己的语言。 譬如19世纪之前的法国，境内存在数十种方言，许多农村居民甚至无法理解巴黎的标准法语。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那些被称为法兰西人民的群体，虽然在政治上，暂时被想象成为了一个整体， 但是在语言上，他们并不能做到彼此顺畅的沟通。 意大利在1861年统一之时，能够熟练使用标准意大利语的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 而在中国，语言学界将汉语划分成了七大方言区，北方官话、吴语、粤语、闽语、湘语、赣语、客家语，如果继续细分的话，可以达到数十种分支。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方言之间的差异程度究竟有多大呢？ 把把都是你说话，经回改我们做主了吧啊？你说什么？ 你我们明白，我跟你说国语好了，每一把都是你说话，现在也该轮到我们做主了吧啊？ 从语言学标准上来看，这种差异程度，接近了欧洲罗曼语族内部的差异。 不把它扔到水里的话，要埋的话，我要找东西来埋。 潘妮娘，我问你，你是怎么作案的啊？我来跟你探讨案子啊，啊？ 我们写小说啊？怎么让观众的舒服一点啊？啊？你以为这是编剧部吗？啊？不是啊。
[13:13]吴语和粤语之间的语义差异，接近于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之间的差异。 只是因为历史和政治的因素，他们通通被称为方言。 当一个国家统一语言，他从来不是为了单纯的提高行政效率，而是在塑造一个可以被彼此理解的人民共同体。 当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开始用同一套词汇描述世界、理解历史、讨论政治，他们在心理层面就逐渐形成了同步。 可以说，语言的统一就是民族国家的技术基础，因为共同体首先必须相互听懂才行。 即便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这样的移民国家，他们也必须确立一个主体地位的官方语言。 语言成为了不同族群之间沟通的桥梁，他可以减轻族群之间的矛盾，促进团结，同时他也可以划定边界。 当不同的文明之间缺乏共同的语言，认同的边界就会变得异常坚硬。 语言在无形之中区分出了我们和他们的差别。 经常观看我节目的观众可能偶尔会发现，我在影片中经常提到日本的明治时代。 有一小部分观众认为我带有某种立场在讨论日本，或者说我接受了某些仇日思想的教育。 实际上，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曾经系统性的翻译过诸多的西方概念， 他们创造了一整套和制汉语词汇，诸如哲学、社会、经济、政治、民族、科学、国家。 这些词汇随后被引入近代中国，成为了整个汉语文化圈，理解现代世界的基本概念框架。 换句话来说，只要你的第一语言还是华语、汉语，你理解国家、民族、自由、民主的方式，就无法完全脱离当年那一轮翻译工程。 语言不仅仅能够决定你在说什么、写什么，它还能够决定你在想什么。 只掌握一种语言，意味着你的世界图景就是单一的，你无法直接阅读其他语言的书籍，也无法接受到另一套概念结构， 甚至在流媒体的算法推荐当中，都更容易停留在母语建构起来的认知空间里。 可以说，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同温层，只是很多人不习惯于用更高的视野观察自己。 当一个国家开始统一语言的时候，它其实完全有能力去规定，哪些概念是存在的，哪些概念是不存在的，概念和概念之间又是如何合并和混淆的。 这也是一个国家在支配公民观念上最隐蔽最深层的方式。 也许看到这里，有观众会脑洞大开地提问，如果一个民族国家在建构的早期，文盲率依旧很高，大量的人不会读书写字，也不会使用所谓的标准语言， 那么国家是不是就无可奈何了呢？ 国家又会如何塑造他们的国民认同呢？ 我们的担心可能恰恰相反，因为国家还有一种更为高效，更为直接的工具，那就是视觉符号。
[16:44]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以一种近乎病态、偏执的方式，营造出属于自己的政治美学。 纽伦堡的集会、整齐划一的队列、巨大的旗帜在风中飘舞、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同时举手的姿态、高强度的摄影强化规模、低角度的镜头塑造领袖的神性。 法西斯通过视觉手段操纵大众的情绪，并且塑造着整个国家的政治服从。 在法西斯的建筑和艺术当中，处处体现出这种对传统和秩序的狂热追求，追求纪念碑式的宏伟效果，沉迷于复古而又媚俗的古典主义风格。 但法西斯主义者又极其排斥前卫的现代主义，这类建筑的本质就是要彰显国家机器的强权、稳定、荣耀与控制，同时又要极力贬低个体的价值。 这也是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者总是青睐那些安全可靠而又缺乏挑战性的艺术作品。
[17:54]他们崇尚传统的现实主义与古典媚俗风格，这类作品乍一看气势恢宏，但实际上，严重缺乏内涵和艺术表达。 但我也不得不承认，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具备极强的煽动性。
[18:11]法西斯美学十分热衷于将人非人化，它让人沦为服从于国家或者是领袖的工具。 男性的身体被塑造成力量和纪律的象征，你的肌肉不再属于你自己，它属于国家的财产。 这些作品试图营造出一种使命感，保卫你的国家，保卫你的文化，保卫你的同胞。 国家机器试图让人们产生一个作为个体被尊重的感觉，尽管我们都知道， 个体的价值对于他们而言，无足轻重，他们也只是一个名字，一个编号，一个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消耗品而已。 然而要维持这台国家机器的运转，他们就必须相信一个关于牺牲的崇高神话，于是制服成为了权力的圣袍。 当年轻人穿上它的那一刻，就获得了一种被赋予意义的错觉。 电影将这些士兵塑造成完成历史使命的承担者，英雄的叙事在不断的重复和上演，任何的牺牲都将被美化，任何的服从都将成为神圣的安排。 无数的年轻人，为了某个崇高的理想和事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虽然法西斯最终失败了，但视觉政治并没有随之消失。 进入冷战时期，苏联开始强调集体主义与阶级斗争，美国则强调个人自由与资本主义，他们的意识形态完全对立。 但如果你并排观察双方的宣传海报，你会发现一个几乎讽刺的事实，它们的结构惊人的相似。 苏联海报中的工人仰望着未来，而美国的征兵广告中，青年们目光坚定，鲜明的色块，理想的身体，面向前方的姿态， 巨大的国旗作为背景，明确的敌人形象，即便他们呼喊着不同的政治口号，但是他们共享着同一套美学规律。 对于视觉政治而言，它关心的并不是思想本身，而是动员效率。 他们可能没有读过资本论，或者是联邦党人文集，但是你绝对不会遗忘一个强烈的图像， 通过旗帜、徽章、纪念碑、阅兵、海报、电影画面，国家被转化成一种情绪。 在童年时期反复出现的符号，会绕过人类的理性，直接塑造你的情绪反应。 不过我必须要澄清的是，视觉传达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技术手段。 它并不天然属于正义，也不天然属于邪恶，它只是一套可以被利用的工具而已。 在商业世界，我们正是利用这种手段来劝服消费者，我们为目标用户搭建起一个理想的形象， 年轻、成功、自信、被欣赏，然后把商品嵌入到那个理想的形象当中，我们并不是在卖产品，而是在卖一种身份。 最好的一个例子，也是整个宇宙里最伟大的营销案例之一，耐克。 记住，耐克的其实只是一种普通商品，他们卖的是鞋子，但当你想到耐克时，你感受到的东西已经完全不像一家卖鞋的公司。 在他们的广告里，你会发现：他们从不谈产品本身，他们不告诉你，他们的气垫鞋底有多好，以及为什么他们的气垫比竞争对手更先进。 所以耐克在广告里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致敬伟大的运动员，他们致敬伟大的运动精神，这就是耐克，这就是他们所代表的东西。 我们大多数的消费行为都是被投射到一个理想化的自我形象上，政治也是如此。 旗帜、制服、口号，他们并不是在解释复杂的制度设计，而是在塑造一种理想的身份。 视觉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从来不需要直接编造谎言，而是制造出一种情绪的氛围，让你自己主动去填补意义。 当这种氛围与现实冲突相叠加之时，明确的敌人就出现了。
[22:28]如果你长期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地缘冲突的集体，你可能会逐渐形成一种错觉，海的对岸山地另一边，某个边界之外的人，他们天然对我们构成威胁。 当经济下滑，社会焦虑，资源紧张的时候，阴谋论就会甚嚣尘上， 仿佛所有发生坏事，似乎总可以归因为境外势力的干扰。 这不是一种偶然，敌我区分是国家巩固认同的一种古老机制。 当我们这个概念开始变得模糊时，是需要出现一个它们，我们又会重新变得清晰起来。 即便今天我们更多的谈论自由、民主、法治、宪政，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人类的动员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20世纪的政治思想家，卡尔施密特，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政治的本质在于区分朋友和敌人，这句话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很高尚， 而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施密特本人在1933年曾经加入过纳粹党，他为纳粹政权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支持，这使得他的思想始终带有极大的争议性。 当时的纳粹政权，为了煽动工人阶级加入自己的组织，他们将本就情绪化的视角与受害者的叙事相结合， 同时，持续不断的营造出一种对社会精英、富商、犹太人、资本家、新移民，或者是任何被认为是敌人群体的革命感。 为了让民众持续不断的感受到赢，其幼一分子向民众派发扩音器，让他们由舞台来发泄对精英阶层和富人群体的不满情绪。 当然，这样的手法不仅仅是纳粹所独有的，事实上，这也是左翼民粹分子所惯用的伎俩。 法西斯主义者极其擅长鼓动底层民众，集体效忠于某个领袖或者国家，而非真正的为集体谋利。 事实上历史中所有的狂热组织都热衷于树立外部敌人，以此维持长期的受害者心态与所谓的革命进步的假象。 界定内部群体与外部敌人是所有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核心底色。 一旦丧失敌人，其标榜的正义与进步假象就会无地放使，弥天大谎也会昭然若揭。 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他们的宣传动员中总是充斥着浓厚的阴谋论色彩。 他们总是不断的强调，一旦我们停止了革命行动，敌人就会摧毁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在这种高强度的政治动员之下，如果你不高呼希特勒万岁，或者拒绝敬礼来反对这个政权，你就成为了恐怖分子。 如果你正在创作的任何作品，对他们的意识形态持有批判态度，你就一定是间谍，或者是潜在的异见分子。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纳粹的做法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政治成果，以至于现在的许多政府或多或少都在模仿他们的手段， 即便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 但在面对有可能的外部威胁时，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敌我区分在政治上就一定是必要的。 但是敌我区分永远值得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警惕。 在今天，许多人习惯用所谓的左和右来划分政治立场，政治光谱似乎成为了识别一个人的第一标签。 在一些自称右派的人看来，左翼分子往往被描述成为迷信马克思主义，沉迷于绝对平等的乌托邦幻想。 他们相信通过国家的强力干预或者是暴力革命，可以解决地球上的一切问题。 他们被指责为倾向计划经济，在经济低迷时，主张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甚至纵容惩罚成功者的政策。 而在许多左翼支持者眼中，右派则被刻画成另一幅图景，他们信奉自由市场，作为毕生的信条，把哈耶克、米塞斯等人的理论当做了圣经。 他们强调个人责任，淡化社会结构性的不平等，他们被认为是忽视底层群体的困境，强调竞争与效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于是，在这样的叙事之中，对方不再是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而是一种威胁，左与右不再是观点的差异，而变成了道德上的对立。 当政治的讨论进入这种状态时，我们已经不再是在讨论具体的政治了，我们是在划分阵营，我们是在定义敌人。 如果把视角从所谓的左右之争，拉回到国家认同，这种结构其实完全一样。 无论观看这期节目的观众来自于哪个地区，我们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个现实。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某个地方，总有某一些人，把我们视作对立面。 这种对立，有的时候来自于历史，有的时候来自于某些媒体的叙事手法，而有时只是一些刻板印象。 作为一个使用简体中文，制作科普节目的大陆人，我必须接受在某些人的想象之中，我天然代表着某种立场，我被预设成为某个阵营的其中一员。 而我也必须接受，在这堵强大的另一侧，也会有无数的人给我贴上完全相反的标签。 有意思的是，我们会发现，这些标签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底色， 他们都不关心我们真正地在说什么，他们只关心我们站在哪一边。 在那一刻，我们会突然发现，在某些叙事之中，我们已经被自动归类了，而归类是敌我区分的第一步。 这不是说现实生活当中不存在冲突，冲突当然是真实的，利益的冲突，历史的创伤，地缘政治的博弈， 这些都是客观存在。 但问题在于，当一个个体还未开口之前，就已经自动被纳入某种敌我框架。 理性的讨论会变得异常的艰难，因为你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倾听的人，你只是一个需要被防范的对象。 看吧，敌我区分的力量就在这里，它意图简化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意图降低所有问题的复杂性， 它利用了人们在思考上的懒惰，通过简单粗暴的宣传口号，降低了人们的认知成本。 只要把问题通通归因为它们，一切都变得容易理解了。 但与此同时，它也在缩小我们彼此理解的可能性。 或许看到这里，仍然有一部分观众，认为自己属于某种宏大的历史叙事，归属于某一个具体的民族或者国家。 我并不反对这种认同，我也不认为这种认同是完全荒谬的，它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归属、温暖和安全感。 我所质疑的，从来不是个体的归属感，而是那种将国家神圣化，将身份绝对化，将政治忠诚提升为道德高度的倾向。 尤其当敌我区分被反复放大的时候，当政客以冲突为动员工具的时候，当普通人被引导着去相互憎恨， 我想，我们至少应该保持一点点的清醒，这就是我想在这一期影片当中讨论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对这些奇怪而又冷门的话题感兴趣，如果你想要深入的了解西方哲学及人文社科知识，欢迎各位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一起澄清知识本身。 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