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今天首先想要請教您的是,目前彷彿去全球化已經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我們假設未來一段時間之內呢,基於冷戰格局的全球化將會結束。 但是我們很多人很難穿透時間,看得到十年20年之後的事情,只是隱約覺得去全球化的確會對目前的國際政治形勢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具體的來說,有一些原來在自由貿易時期佔優勢的國家和地區,一定會受到極大的政治和經濟的衝擊。 我們想請阿姨給我們講解一下,具體來說對哪一些國家和地區或者城市影響比較大呢? 那當然是對中國影響最大,其次才是越南,孟加拉那些國家。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參與者,最大的勞動力提供者,最大的原材料進口者。 其實這個算法根本沒有任何神秘之處,就好像是,你一年或者一個月花的錢當中,有多少是自己本來的錢,有多少是從別人借來的錢。 然後傻逼都會知道,如果別人不借給你錢,你會剩下多少。比如說,你有70%的錢是自己的,30%的錢是借來的,那麼你就可以知道你會損失30%。 如果你只借了10%,那你就會損失10%,如果你借了60%,那你就會損失60%。當然是借錢越多的人損失越多。 像劉豫政權或者張邦昌政權(金滅北宋時扶持的北方政權)的垮台,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自身的根基比較小,甚至是根本沒有。 他們是依靠金人提供秩序的,而金人的理由則是:趙家天子老是撕毀條約,我們不跟趙家談判了。 但是我們也不想吞併中國,至少是不想吞併中國全部,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負責任的中國政府,而不是趙家的中國政府。 這就好像是美國人說的:共產黨是壞的,但中國人民是好的。如果中國換一個好政府,我們大家都會很愉快,大概是那個樣子。 但是最後金人感到厭倦了,就像川普一樣,幾十年下來,我們的推論出了問題,如果真的中國人民是好的,只有趙家天子是壞的,那麼早就應該產生出一個好的中國政府來了。 為什麼老是產生不出來?而我們以為是好的中國政府,扶植起來以後,自己也站不住腳。 每一次出兵的時候都要我們幫忙,最後我們就厭倦了。等到最後劉豫、張邦昌垮台的時候,金人就乾脆理也不理了。 就像現在美國對民運的態度一樣,覺得你其實跟趙家天子一樣,並不能得到中國人民的支持,不能再被你繼續騙下去了。 那麼接下來的情況是怎麼樣的?就是川普主義的出現,川普主義主要就是:中國人民是好是壞,幹我屁事; 共產黨是好是壞,幹我屁事。我只管維護美國的利益就行了,中國搞成什麼樣子跟我們沒關係,我們不要再去管那些閒事了。 根據這個邏輯,劉豫政權和張邦昌政權垮了台,也跟我們沒關係。本來宋高宗算是恐怖組織餘孽,必須追殺的,現在也不管了。 像朱拉尼大帥一樣,你只要能夠維持秩序,能夠簽訂條約並且遵守條約,我管你是誰,統統承認,一概承認。 於是,宋金合意就在這個情況下達成了。在這個過程當中,劉豫和張邦昌政權就被犧牲了,因為他們主要是依靠外來秩序的。 而宋高宗還好歹有一些自己能夠站得住的東西。他能夠站得住的原因,就是因為他不靠外人,自己還能夠提供一些秩序,所以他能夠創建負責任的政府,變成談判對象。 全球化的退潮就意味著大國不再存在。我們要 注意,全球化是冷戰秩序的後退和延續。冷戰的含義是什麼?哪怕是經濟上和政治上極其脆弱的非洲國家,只要把自己出租給反共勢力或者反美勢力,就會有超級大國出來支持你。 並不是因為你自己值得支持,而是因為支持了你,就可以打擊我的敵人。而冷戰結束的一個效果就是:非洲得到的援助大幅度減少了。 因為蘇聯不存在了,而美國沒有必要再在非洲反共了,於是非洲就出現了大範圍的政治動亂。 這是因為殖民主義只是民意上結束了。有殖民主義的時候是英法列強管的,沒有殖民主義的時候是蘇美兩大國幕後在支持。 冷戰結束以後,誰也不來管,很多地方就完全崩潰了,崩潰成了他們原來的狀態,就是部落軍閥橫行的狀態。 那是因為在殖民主義以前,外來勢力進入以前,當地的正常狀態就是這個樣子的。根本沒有大型的國家組織存在,就是幾個小的酋長國和幾個大的王國或者是一些軍閥。 現在只不過是恢復了正常狀態而已。誰在全球化的時期獲利最大,就相當於是誰借錢最多,誰就會損失最大。 這個當然不用說,中國是最大的獲利國。1978年的中國,人均收入還不如非洲國家,然後跳到現在這個狀態,兩者之間的差距是最大的。 在這方面,共產黨的宣傳並沒有說謊,中國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其他人呢,變化當然也是有的,但是沒有那麼大。 比如說你要是看電影的話,看80年代甚至60年代的歐洲電影,經常會出現歐洲城市的面貌,比如說像波羅尼亞這樣的城市。 你會發現,上世紀80年代老電影中的波羅尼亞現在還是這個樣子,幾十年的變化是很少的。全球化對他們的影響是比較小的。 他們受到的影響主要是什麼呢?第三世界的移民大大增加了,導致了現在民粹主義右翼支持率的提升; 以及很多廉價勞動力產業轉移到首先是中國,然後是越南和孟加拉這些國家。主要就是這兩點。 發達國家,包括歐洲和美國,同時主要也是這兩點。現在它們的政治危機,主要也是因為上述兩種原因造成的。 儘管他們鬧的天翻地覆,那只是因為民主國家的政治鬥爭比較透明的緣故,並不是說他們是受全球化影響最大的,而是他們受全球化影響的這兩個方面暴露的最徹底。 真正受全球化影響最大的是處在飢餓邊緣的中國,從真正的赤貧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當然,這也意味著他在去全球化的過程中會損失最多,收益最多就會損失最多。 其他一些國家,比如說像泰國,他在全球化的過程當中也得到了一些利益,包括進出口貿易的大幅度增長,分享發達國家的市場,曼谷城市規模的急劇擴張。 可以說,沒有全球化,曼谷的中產階級至少人數不會像現在這麼多,曼谷這個城市也不會擴張得這麼大。 但是泰國受全球化影響的程度遠遠低於中國,因為泰國像是中華民國和大清國末年的中國一樣,原有的社會和政治秩序還在。 比如說,大清國和中華民國末年的中國是什麼樣子的?東莞是什麼樣子的?東莞是地主和商人統治的地方,地主和商人創建了自己的資議局, 紳商團體和民團之類的組織,主管當地的秩序。他們不允許東莞創建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允許外資來侵占他們的市場。 按照改革開放的標準來講的話,條約體系時期的東莞對外資是不大開放的。本地的勞動力依附於城市裡面的商人和地方上的地主,沒有外出打工的動機。 而本地的商人和世身在乎本地的社會風氣,不允許賭場和妓院遍地開花,不允許比如說湖南和四川來的外來移民大量進入城市。 由於政治上的關係,他們和粵軍貴軍關係非常密切,但就是這樣,他們依然連滇桂聯軍進駐城市都不願意,寧願湊一筆錢讓他們駐紮到城外面去,免得干涉本城原有的秩序。 像現在這個樣子,大量的外資進來,大量的妓院賭場,大量的四川和湖南農民在本地打工,這些事情都是本地的世身和商人不能允許的。 泰國大多數地方,除了曼谷以外的大多數地方,仍然是這樣,傳統的地方精英繼續掌握局勢。 本地的農民和大多數人口,感覺不到像中國這樣三到五億人口每年春節在鐵路上流動的現象,在泰國這是很少的。 雖然泰國也像台灣一樣,很多想要出人頭地的青年在本地像法國小說紅與黑那樣,被本地的頭面人物壓制住了,只有到巴黎去才有出路。 像拉斯蒂涅一樣,只有到曼谷去。到曼谷去,說不定打工成功,就上升為中產階級了。 而本地那些不能出頭的中產階級,到了曼谷以後,說不定就變成富爾泰、羅曼羅蘭式的公共知識分子,諸如此類的。 所以,泰國變成了兩個世界:一個是超級大都市曼谷的畸形膨脹,另一個就是曼谷之外仍然存在的傳統世界。 這兩個世界的衝突導致了他信西瓦那的政治危機,以及現在保王黨和共和派人士之間的政治衝突,使得傳統的君主制發生動搖,這也是全球化的效應。 但是正如我剛才說的那樣,泰國那些非全球化的地方,像美國的紅區一樣,仍然是非常廣大的,所以兩者才能發生衝突。 而中國不一樣,你到鶴崗這樣的小縣城去,你會發現,本地的物價、房地產和開發模式都跟深圳搞得一模一樣,只是吃了一個虧: 本地人口很容易流失,所以他們的房地產更賣不出去。但是物價高的一逼,跟大城市沒有什麼區別,使得年輕人根本無法在本地停留。 泰國不是這樣的,泰國像中華民國時期和清朝時期是一樣的。上海的物價沖天漲,房地產炒得天翻地覆,但是萬縣的物價標準跟曾國藩時代沒有什麼區別, 農民過的日子跟曾國藩時代也沒有什麼區別。泰國就是這個樣子。曼谷講英語的中產階級,過著跟倫敦中產階級差不多的日子, 但是附近鄉下人民過的日子跟法國殖民主義時期差別很小,連印度支那戰爭都沒有怎麼觸及他們的生活。 而這樣的生活方式在中國已經被摧毀了,所以泰國無法像中國這樣釋放海量的廉價勞動力。 它的廉價勞動力是慢慢釋放出來的,像拉斯蒂涅這樣的有野心的年輕人才會出來,而大多數沒有野心的年輕人就在本地結婚生子,過著跟自己祖爺爺一樣的生活。 出來的人只是一部分,甚至是少數。不像中國這樣,社會結構被完全摧毀,而且地方政府有意配合。 比如說像湘西這樣原有的土司地帶,如果土司沒有被共產黨打倒的話,他就會像泰國或者緬甸一樣。 但是土司既然被打倒了,地方政府同樣受到GDP競爭壓力,而本地沒有什麼資源,就只能組織勞務輸出了。 等於是本地政府不允許本地青年留在當地過以農為本的閒日子,而是要強迫他們出來到大城市打工,甚至到非洲,到全世界各地去當農民工。 這樣才能掙來外匯、掙來GDP、掙來自己的政績。這種情況在泰國是不存在的。 泰國的地方精英,就是被國民黨打倒以前的那些大商人,改土歸流以前的土司,以及被共產黨打倒以前的那些地主。 那些人想要維持自己的傳統權力,把人口留在自己的原地,並不在乎GDP增長,而且也並沒有受到GDP壓力,也不受中央政府的管制。 他們自己通常會藉助民主化的名義,也當上本地的議員之類的人物,把自己的傳統權力帶到中央議會那裡去, 使得中央政府通常是得罪不起他們的。因此,他們的全球化是不徹底的。那麼由於全球化擴張形成的中央財政大膨脹, 這個財政收入一旦倒下來,大量的城市中產階級失業,到海外打工的人找不到工作,曼谷經濟蕭條,房地產下跌, 中產階級經濟和高科技經濟受到沉重打擊。但是泰國的人口和土地至少有一半,仍然在傳統豪強組織之下過著原有的生活,因此受到的衝擊是不太大的。 我們現在很多人已經忘記了,中國的學術界在90年代末期就開始了一場大辯論。 以秦暉和汪暉為代表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的論辯,說的是什麼?自由派當然是說共產黨的壞話的, 而新左派當然是要維護共產黨。自由派像汪暉他們就強調說,共產主義尤其是毛澤東時代把中國經濟給毀了,要想發展經濟就必須向全球化靠攏。 而新左派則強調,共產黨包括毛澤東在極左路線時期執行的很多政策,比如說像土改之類的政策,其實同樣也是改革開放的基礎。 沒有前30年的努力就沒有後來的改革開放。就是說中國之所以沒有變得像越南和泰國那樣,招商引資能力受到地方豪強嚴重限制, 就是因為除掉了軍閥、地主和豪強武裝。這一點,他們其實說對了,而自由派說的不對。 我們現在看看印度或者泰國這些沒有經歷過共產主義革命國家的情況,就是這個樣子的。原先的地主豪強和地方精英繼續掌握權力, 那麼他們對招商引資的積極性遠遠不如改革開放幹部。全國修高鐵這種事情,只有中國才能幹得出來。 德國當時以為,中國也許要修一條上海到北京的高鐵,他沒有想到中國竟然要全國修出幾百條高鐵來。 全世界除了中國以外,沒有人願意這樣大規模地採購、建設和投資。印度的地 方豪強和地方精英是不願意的。像大清國的世紳一樣,有很多人根本不願意把鐵路修到自己家門口,更不願意把自己手下的農民全部釋放出去當廉價勞動力。 所以,印度在招商引資方面的成績遠不如中國。更不要說是自由派經常說的那些:拆遷進程多麼多麼麻煩。 印度形式上是一個民主國家,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最高法院要說這個不行那個不行,拆遷,修交通設施和基礎設施也是不行,因為民主程序如何如何複雜。 而中國方面就很簡單了,只要改革開放幹部一聲令下,公安局帶著黑社會砸了你的房子,一切就一路綠燈通行。 所以,中國的招商引資和中國釋放的廉價勞動力,比沒有經過共產主義革命的國家來得徹底的多。 但是,這恰好也是中國脆弱性的體現。幾億農民工一旦反鄉,就是沒有辦法收場的局面, 立馬就會恢復到八九十年代那種黑幫遍地,整村整村的人謀財害命,把過路司機通通殺了來搶劫的那種局面。 當然也附帶著像董志民那樣的大規模販賣婦女,公安局根本不管,甚至是同地方勢力互相配合的那種局面。 除了政府所在的大城市以外,各地都沒有什麼體面的秩序。而且,即使是在大城市,一般婦女都不敢坐出租汽車, 因為出租汽車司機很可能同時也是殺人越貨的強盜。這種現象很多人已經選擇性地忘記了,入市以前的中國就是這個樣子的。 加入全球化體系,使中國解決了張獻忠人口的問題,避免了大規模軍閥混戰的產生,也使得中國人口比泰國人口集中到曼谷的規模大了幾十倍, 中國人口迅速集中到超大型城市裡面,造就了中國現在的面貌。但是,去全球化也會造成極大的災難。 不像去全球化對於泰國來說只是打擊了曼谷一樣,中國所有的城市、所有的中產階級和所有的農民工,都經不住去全球化的打擊。 其他國家當然具體講各有各的情況,但是普遍講來,沒有經歷過共產主義革命的國家,依賴全球化的程度要比較低。 全球化的主要特點就是,原先共產主義世界控制的人口,隨著柏林牆的倒塌和中國改革開放,一下子釋放出來了。 俄羅斯變成了依靠歐洲資本,進口歐洲技術,出口原材料、石油、天然氣、木材、礦物的國家,中國變成了出口勞動力和工業製成品的國家。 這就是全球化時期和冷戰時期的主要區別。其他國家的變化不大,主要就是共產主義集團的勞動力和市場一下子釋放出來了。 所以前共產主義國家--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國家--受到的衝擊最大。而在所有前共產主義國家當中,中國受到的衝擊又會比俄羅斯和越南這些國家更大。 原因如前所述,就不用說了。而中國其實是沒有什麼替代策略的。我們可以看看中國的產業鏈是怎麼製造出來的。 首先是血汗工廠向美國市場換取美元,這條路現在已經基本被堵死了,所以必須擴大產能,向第三世界國家出口,跟俄羅斯做生意。 中國對俄羅斯出口貿易額大增,但是這兩者的區別是不一樣的:就是賺美元的能力大大衰退了。 貨物還是貨物,生產任務沒有減少,但是賺到的錢卻大大減少。因此,第二波衝擊就落在內地的豪強和他們手下的小弟民工身上。 活還有,但是錢卻沒有了,各方面的局面都變得非常緊張,大家就變得不顧面子,爪牙見血,開始鬥爭起來了。 再下一步,衝擊再進一步,就會導致生產癱瘓,政府工程結束,以及豪強之間刺刀見紅的鬥爭。 比如說很多內地的縣城,他們的經濟其實除了種地以外,就只有兩塊。第一就是縣城裡面的公務員、教師、國有企業職工以及這些人支撐起來的消費產業, 什麼飯館、餐館、歌舞廳之類的。第二就是政府包工頭創建起來的工程,比如說獨山縣要修一個公路,要修什麼樓堂館所、廣場之類的。 這些很多都是浪費性的工程,而且修起來以後養護成本非常高,只能依靠借債來維持。當然還有修房地產,比如說生產沙子、水泥、建材之類的東西, 也能夠帶動起一系列的產業養活幾十萬人了。隨著債務危機的爆發,政府包工頭的工程無法維持下去, 返鄉農民工的現金流中斷,消費市場,包括貸款買農機、種子之類的市場陷入癱瘓的話,這些縣城立刻就要陷入連晚清都不會出現的現象。 晚清的時候,大部分人口就是農村人口,依靠在地主那裡當一個佃農,租一點地出來,添個人,添雙筷子,本來就過的是窮日子,但是也沒有什麼開支, 從來不到城市裡面去買任何東西,大多數東西都是自家地裡面種出來的。那麼本來有五個人的,現在變成六個人,每個人少吃一口也就勉強混過去了。 比較嚴重的地方,物產不豐富的地方,會發生局部飢荒,僅此而已。現在是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回去了。 政府的包工頭工程一旦減少的話,那麼搶奪這些工程的人—當然他們全都是有背景的。 雖然理論上是私人企業,但是其實都在本地的公安局、縣委裡面有相應的幹部做自己的靠山和盟友,那麼他們必定會打起來。 為了搶工程,我說你是黑社會,你的工程有腐敗,這肯定是真的,因為大家本來就是有腐敗的,我當然也不是白天鵝。 但是沒有關係,我的目的是打倒你,把你的工程拿回來,讓我我的小弟們有錢賺,你去死。 這樣做的結果是什麼?從薄熙來時代到現在,我們就看重慶這一套就行了。重慶的保安公司增加了幾十倍。 現在基本上有頭有臉的企業家不帶保鏢和保安,基本上是不敢出門的,因為害怕遭到敵人的暗算。 這就是一個軍閥鬥爭的預演,再緊張一點,大家就會相互殘殺起來。 所以,去全球化立竿見影的就是這樣的效果。相對而言,比較次要的因素就是,比如說,到泰國打工的人在泰國混不下去會回家, 移民到美國的移民渠道會收緊。所有發達國家伴隨著全球化而需要的勞動力,隨著去全球化的展開,都會減少。 而且這個過程是雙向刺激的,因為去全球化導致勞動力需求減少,而去全球化導致貿易波動又影響經濟,導致經濟增長受到影響,進一步減少了勞工需求。 所以,經濟情況越是不好,就越是要排擠移民,而越是排擠移民,經濟情況就越是不好。 這個循環動盪的結果就是:首先打擊非法移民,然後收緊合法移民的進程,最後在本國社會裡面對已經歸化的移民發動大規模的排外運動, 首先就是排華運動。這一點是不可避免的。非法移民之所以之前被睜一眼閉一眼地容忍,是因為全球化經濟的需要。 然後,合法移民的進程收緊,已經規劃的移民,合法的政權機構不會來找你麻煩,但是會遭到源於民間的民粹主義團體的直接迫害和打擊。 用隱形的手段讓你在本地無法立足,希望你能夠自願的乖乖滾回去,這種情況發展到極端,就會導致局部戰爭的爆發。 與此同時,大量的全球流動人口,在春節前後回來像候鳥一樣的人口大概是三到五億。在美國,幾百萬華人,再加上幾百萬拉美人和其他國家的人,就是流動人口。 當然,這個人口比起中國的流動人口要少得多,但是他們全都是全球化的流民,全球化製造出了這些流民能夠生存,甚至能夠發財的環境, 隨著全球化的結束,這些都要乖乖地交出來,帶著錢到美國來的移民,很可能會受到本地人的嫉妒: 你他媽的連基督徒都不是,更不是本地人,卻過得比我們還好。你是投資移民或者技術人員,有合法身份,川普或者任何人基本上都搞不到你頭上。 但是民粹主義運動可以用騷擾的方式讓你無法立足。諸如此類的事情肯定會在未來各位數年份內相應地發生。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即使所有這些事情都發生,包括局部戰爭發生,比如說像1962年中印戰爭時, 印度的華人全都進了集中營的那種情況之下,產生的人命損失仍然是極少的。大量的人命損失會圍繞著淪陷區那三到五億流民人口展開, 他們不可避免地會在更加血腥和悲慘的情況之下結束,因為他們所處的階級地位本來就比較低。 當然,這就是一個政治投機的大好機會了。由此產生的動盪,可以產生新的軍閥勢力。像孫中山那時候,孫中山的手槍隊長馬湘是什麼人? 他原本只想在美國開一個洗衣房,但是美國正在鬧排華,他開不了,所以他只有去投靠孫中山了。 孫中山手下的督軍和節度使很多都是這個樣子的。陳友仁(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為什麼會投奔國民黨? 因為他是一個西印度群島的華人,在當時種族主義很強的政治局面當中,他雖然滿腹學問,但是想要在英國殖民地或者英國本土當上部長, 在那時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一回到中國,尤其是帶一筆錢來捐給國民黨以後,剎那間就能夠當上部長了。 在西印度群島、在美國和英國的當時,那是絕對沒有可能的事情。排華和淪陷區的動盪,將會迫使很多像馬湘和陳友仁這樣的人, 像當年清朝末年和中華民國時期一樣,把他們的資金和派系鬥爭輸入淪陷區,促成淪陷區的軍閥混戰。 其他地區,比如說像利比亞這種完全依靠石油的地區,它自己就瓦解成為殖民主義以前的狀態,各部落各據一方。 敘利亞、中東、非洲等很多地方也就會變成這個樣子。為什麼?因為他們本地的秩序生產能力本來就只能支持部落級或者軍閥級的政權, 支持不了更大範圍的國家組織。有列強管的時候,英法列強會搞殖民主義,蘇美會搞代理人政權, 美國在全球化時期會輸出民主。等到這些都沒有了的時候,所有人回到他們原本應該待的地方。 現在歐洲人也不聽利比亞的話了,也不想在利比亞創建民主政權了,也就是大家都默認了軍閥割據是利比亞的正常狀態了。 像利比亞和索馬里這種情況,可能會佔到全球地區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 面對這種世界上的絕大部分國家都將回歸其原本的位置的情況,如果你自認為手裡還有一點資源可以利用, 算得上一個小的凝結和的話,你應該怎麼做來維護自己的本土利益呢?我們都知道春秋戰國時期有封建貴族,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有門地世家,明清就只有地主相聲和軍閥了。由於清末帝國主義秩序的輸入, 本地地主跟海外勢力以及經濟發展的結合產生了軍閥勢力,這就是當地產生的最強勢力了。 然後有一部分豪強在國共戰爭中間分別被國民黨和共產黨收編了,變成了體制的一部分。 但是隨著土改和國有化,基本上所有的社會結構都被粉碎了,改革開放以後才產生出新一批的豪強生態。 唯一有能力重新團結人民的就是他們,但是因為各地的具體情況不一樣,組織方式各不相同,所以他們的應對方式也不一樣。 比如說,像內地依靠政府工程為生的這條產業鏈上面的豪強幾乎不可避免的要相互殘殺。 而屬於宗教勢力,各種民間準黑社會系統的那些人,也許會發生像黃金赤梅一樣的大規模群眾性運動,控制一部分地方。 沿海大臣的宗產階級在這個過程當中會損失非常慘重。他們沒有武力,自己的組織度也不高。 他們所佔據的生態位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會基本消失殆盡。如果沒有特殊原因的話,他們會遭到悲慘的滅絕。 就會像隋唐之際那樣,有些秀包括言之推他們家族的子孫,直接了當就被逼叫野蠻的軍閥吃掉了。 或者像我們經常看到的,在抗戰後期和文革時期都能看到的情況,知識分子滿腹經倫,會讀書,但是卻找不到讀書能夠做的工作,在社會上混的還不如會打工的苦力和會打架的土匪。 有很多人就直接弄到家破人亡,而後就此消失了。而那些已經跑出去的海外移民經濟階級,他們雖然不大可能再進到集中營裡面, 但是他們的生存處境其實遠遠沒有他們想像的那樣安全。移民現在的出路已經很少了。 而且無論是投資移民還是工作移民,他們的組織狀態其實和淪陷區的階級是幾乎一摸一樣的,他們的組織度都是幾乎為零,基本上毫無抗拒能力, 都會在自己力足未穩,遠遠談不上跨代融入的時候,就遭遇到不可避免的外主義和排華,排外將是普遍的, 而排華一定是其中最嚴重的,為什麼呢?因為像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非洲前殖民的居民雖然很被華人瞧不起,但是他們在中主國是有身份的。 在中主國看來,他們自己就是自家人子弟,我們原來殖民地的人,多多少少會給一些優惠,而華人完全沒有這些, 而且又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擺在那裡,他的威脅性和破壞性遠遠超過了哪怕是非常落後的非洲軍閥國家。 所以華人一定會受到最大的打擊,能夠逃出去。搞出來的錢多半也不是自己的,很容易在排華運動中間化為烏有, 或者乾脆被國家通過隱性的政策實質沒收,這個政策是不需要搞什麼簡單出報的集中營就可以做到的。 只要一些指導性建議,這一些,你多多少少還能夠保留一點點本金的項目,破時你把資本投入這些項目。 而沒有投入這些項目的資本,就會在排除把資本投進去。換句話說,帶著錢逃出輪線區的富豪,不大可能有機會向冷戰時期的白華或者像全球化時期的移民那樣, 有幾十年的時間,在死後讓自己的子女或者孫子變成壓抑美國人。而多半會在自己還沒有老,自己的子女還沒有漲大的時候, 就在排華風暴當中損失自己的大部分資產。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會有一部分人像孫中山時代類似的資本家一樣。 他們是廣東人,但是在大清國沒有地位,不算儒家是大夫,而是有幫會背景的商人,在美國基督教社會當中也沒有地位。 雖然賺了比美國的小企業家賺的錢還要多,比美國工人賺的錢更多,甚至像年輕時代的弗蘭克林羅斯福,那時候他雖然沒有錢,沒有名, 但是豪宅也是英格蘭體系裡面的世家子弟。在他當律師的時候,廣東的堂會和幫會的大闊老都有錢僱用他當自己的律師。 但是這些大佬們的地位永遠不可能跟弗蘭克林羅斯福或者美國本土人相比,在大清國美國都沒有上升趨道, 他們的唯一希望就是打弱者。他們不可能打得贏美國政治制度當中的任何一方。但是他們有希望把大清國打垮, 等到成立中華民國以後,他們就會變成中華民國的督軍和豪強。很多人都走上了這條路,其實這一點一般歷史學家不提, 這是大清國倒台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些在美國和海外的華人產生了一個在中國和美國都是邊緣人, 但是卻擁有大量資源,比很多清國人和美國中產階級下層都更富裕。但是在政治體系當中卻沒有出路,無法被容納的群體,那麼他們肯定要鬧事的。 鬧事的打擊目標肯定是比較弱的那一方面。所以他們在美國沒有搞什麼爭取權利運動,卻在清國掀起了長期的軍法混戰。 中華民國的軍法體制取代了大清國,主要的差別是什麼?滿州貴族滾蛋了,滿州貴族通過科舉創建起來的四大官僚也滾蛋了。 像廣東這種情況,很多豪強都是美國的幫會和唐會的大佬。從美國人的角度來講,你雖然賺了很多錢,但是你的錢很像是從黑社會賺來的, 不大乾淨,我們還是照樣要歧視你,但是你拿這些錢去支柱陳九明或者孫中山,你就會變成一個民兵同理或者軍統理的軍主。 然後回到民國以後,在開平或者什麼地方蓋一座豪宅,自動就是本地的事生,當個縣議員和省議員都沒有什麼問題,跟軍法政權發生密切關係。 軍法非常需要你自己的錢,你在香港和廣東是呼風喚雨的大人物,立刻就變成統治階級了。 如果大清國還在的話,滿洲貴族佔一半的權力,科局是大夫佔一半的權力,你什麼都不是。朝廷不把你當作三和會分子,或者跟康黨和孫黨有關係的反動分子來通緝就已經很不錯了。 你的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就是新海革命至少在廣東和福建沿海地區的主要動機。我想這也就是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 像過去的情況一樣,華人不管嘴上說得多想,尤其是改革開放時期流出來的輪線區居民,實際上是分毫也動搖不了東道政治制度的, 甚至在東道國連融入的機會都很難獲得,而像傳統的內地黃飯區,例如現在流行的所謂山河四省,這些地方的社會組織往往不會很強。 他們中的一些大的新資本家在改革開放時期引進了歐洲或者日本的產業技術。在全球化的過程當中,一方面出於安全原因,西方國家會加強對他們的技術封鎖。 另一方面,因為這些地方的新型豪強本來就是少數,在全球化搜索過程當中很容易撤退,撤退到政治上更安全,更容易控制的東南亞國家之類的地方,然後在本地逐漸消失。 在這些地方打工的高等中產階級,過去很容易獲得和公務員國企員工這些鐵飯碗單位的人同樣的待遇,但是他們在政治上是非常脆弱的。 如果他們不能創建自己的政治組織,基本上肯定會毀滅。他們要創建自己的政治組織。 我想創建出來的政治組織最多也只能是像同盟會這樣的少數人的組織,不能指望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但是可以把自己的資源集中起來,集中打擊和握權, 成為一個重要的政策影響者,頂多也就只能做到這一步了,不可能更多了。如果處理的不好的話,可能泡沫都不會留下一個,就會在其他更加野蠻的勢力和共產黨的雙重圍角當中被完全消失。 回到剛才的話題,本土人的利益要怎麼得到保護呢?直接了當地說就是整個輪線區,現在還談不上產生當地利益。 什麼叫當地利益?就是當地有穩定的精英結構,像費爾南布羅大爾說的那樣,精英們已經習慣於把自己利益和地方利益看得沒有區別。 就像艾森和維爾政府裡面一個通用公司出生的部長說的那樣,凡是對美國有好處的事情,都對通用公司有好處反之意外。 但是輪線區現在的社會不存在這種情況。清末的地主軍閥和商人都沒有達到這個境界。但是他們已經算是比較能夠籠罩全局的人物了。 現在輪線區的社會結構產生不了這種人。只有支離破碎的豪強結構。慘殺一樣的人民是注定要被犧牲的,而豪強本身也是四分五裂的。 你基本上沒有辦法說像湯壽的 大地主、大商人,可以自己認為自己就是本地利益的代表。李元宏這樣的本地軍官和湯化龍這樣的本地身商和豪森, 就可以認為他們自己就是湖北力代表。嚴西山這樣的新軍軍官和本地身商豪森,也認為他自己就是山西利益的代表。 但是現在產生不出這樣的結構。即使是在一個線這樣的小單位,利益結構也是四分五裂之離破碎的。 所以你根本談不上保護本地利益,你只能保護本地集團和本派系的利益。太多太大的東西都屬於奢次和空想。 最大的豪強會是什麼樣的人呢?頂多就是像孫大武在河北那樣的人,一個大企業家,生意做到跨幾個線,跨十幾個線。 但是即使是他也不可能像菜惡或者離遠紅那樣,在哪怕幾個線,甚至一個線的地方形成利益一致,或者說基本能夠維持團結的升商共通體, 像湖北自義局的議員們那樣能夠共同籌款,恰好相反,哪怕是在他勢力最強的某一個線,他也一定有很多難以拔掉的釘子和死對頭。 他必須馬上跟那些釘子和死對頭做鬥爭。如果做不好的話,他就會像孫大武本人一樣,自己被打成黑社會而關進監獄。 現在的情況就是實際上在任何一個地方,好吧是最強的豪強,哪怕是成功把自己的對手打成黑社會,關進監獄的這樣的豪強。 也像本地公安局和地方政府一樣,不能籠罩全局。現在已經不是毛澤東時代,或者哪怕是鄧小平,江澤民,博西萊時代, 只要當上了重慶市委書記,要抓某個企業家就像抓肉豬一樣,很容易抓。現在的重慶公安局長已經沒有那麼大的能力。 重慶企業家在薄熙來那個時
[39:31]基本上沒有什麼武力,但是現在基本上是人人都配保安公司。而後來的市委書記和公安局長,也不像薄熙來那樣的強勢。 基本上比如說我想抓某一個敵對企業家,那麼我自己身邊可能就有公安局,副局長和副市長是我的敵人和他的朋友。 他會首先跟我討亂,使我很難抓到他。甚至我自己也有被抓,被同僚舉報的威脅。 這種之離破碎的情況。活動,說明我其實很害怕他手下那些數不清的打手。 甚至關押的時候,監獄都要選擇特別偏遠的外地,免得放在他自己黨語太多的地方。 這就是任何一派勝利的豪強和改革開放幹部都沒有辦法壟斷全局消滅敵對勢力的狀態。 在全球化削弱的狀態下,所有地方的財政都處在危險當中,而且各地情況不一樣。 那時候各個集團相互鬥爭會更加激烈,相互處置的難度也會更高。可以說破碎的低裂度的豪強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產生不出哪怕一個線或者幾個線有自己統一的地方利益這種事情。 恐怕任何一個地方在能夠產生出他統一的地方利益之前,都必須經過像圖改一樣殘酷的鬥爭手段,使得其中博弈的很多人加破人王, 該逃亡的逃亡,該餓死的餓死,然後才能勉強在一個超過幾個線的範圍內創建起新的地方秩序,形成地方利益集團。 不可能比這個更溫和了,甚至還有可能,即使經過了諸如此類的殘酷鬥爭和人口損失,結果仍然是中小軍閥凌厲,支離破碎,持續不斷的幫派戰爭。 而並不能創建起哪怕比較穩固的軍閥統治,這種可能性也是同樣存在的。當然,這是一種更糟糕的可能性。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泛泛而爭已經沒有意思了。輪線區各地的情況不一樣,各地豪強的情況也不一樣。 你要找到靠譜的辦法,首先要認清自己是屬於哪一個派系的,毫無疑問,你只要稍微做一點社會調查,你就會發現,無論你是誰, 你所在的派系和集團在本地都不是唯一的集團,而且很可能所有集團其實都是少數集團。 在這個過程當中,能夠維持自己的生存,能夠打掉一部分敵對集團,能夠在最初的博弈當中避免自己被淘汰掉,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當然,大多數人口其實連豪強都夠不上,幸運的話,頂多能夠變成豪強的依附者,能夠指望豪強給自己安排工作,有個飯碗吃。 甚至在最糟糕的情況下,連這樣的資格都沒有,你想想看,一個50多歲的回鄉農民工平時也只會搬磚。 如果自己又沒有膽子殺人放火,有哪個豪強集團會願意要他。所以他們只能隨波逐流,而掩掩代幣只能被動接受一切的人口, 其實還是佔了絕大多數。我根本沒有提他們,是因為他們基本不能用任何辦法扶起來,甚至沒有多大的利用價值,以至於所有可能存在的政治勢力和社會勢力, 對於把他們扶起來都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