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6]理论上，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国家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律和现象。 而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体在资源配置、交易抉择、供求关系和价格形成的机制。 国家经济运行的状况呢，是宏观的，但是专制国家其统治者的经济行为亦就是个体行为。 其行为的核心目标是维护团伙的利益，所以专制国家针对失业问题的治理是微观经济学考察的范畴。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个人口相对过剩的理论，他将生产过程中的场地、机器、原材料等生产资料称为不变资本。 意思是说这部分投入的价值以不变的方式转移到了产品中，而从业者的劳动呢属于可变资本，因为劳动创造了新的价值。 除了部分转移到了产品中，还有很大一部分转化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收益，也就是剩余价值。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会通过技术革新、生产工序提高等种种方式来减少可变资本的投入。 这样较少量的劳动就可以推动较多量的机器和原料，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劳动力的相对过剩，从而产生了失业。 他的结论是，劳动隶属于资本，就业岗位取决于资本的需要，而不是一般生产的需要。 如果你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替换为统治团伙就可以更容易理解他所说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并非今天普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能够控制资源且为他人制定规则的统治组织。 该组织及其既得利益集团一起构成了统治团伙，他们以维护本团伙的社会地位为目的，以团伙利益最大化为准绳，以极致榨取剩余价值剥削民众为工作重点。 所以无论马克思笔下的资本，还是国家层面的统治团伙，他们共同特点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优先考虑对象。 这就导致他们在思想上并不重视失业问题，劳动人民是不是能够体面地生活，不是他们所关心的。 只要人民不闹事，能够为他们带来稳定的剩余价值就是好的，所以想搞清楚中国人失业的根源，就要首先弄明白统治团伙是如何看待就业。 分析中国失业问题呢，不能只是孤立的分析就业问题，而是要将就业问题纳入专制统治的整体框架来考虑。 我们都知道养老是就业的延伸，在中国养老不是一种社会福利，而是对相关人员服务统治者的一种奖赏。 从理论上说社会贡献越大的在退休的时候就能获得更多的好处，所以如何看待养老问题就成了了解统治者对失业问题看法的一个窗口。 2024年7月21日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第46条第二段说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本来延迟退休想要切实改变普通人的生活，对于70后还需要10年，80后需要20年。 正值壮年的90后离65岁还有30多年的时间，而且自愿、弹性、有序本不应该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 问题在于虽然时间久远，但是退休政策的变化清晰地表明了统治团伙看待问题的方式。 专制国家的工作年限是被强制指定的，而不是市场化决定的，中国的实际情况是80岁的人正在召集70岁的人开会。 决定哪些60岁的人应该退休，究其根源，获得权力的人是永远不想失去权力的，在这种情况下，养老就成了掌权者的保障体系。 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以坚持和加强统治者的集中统一领导为目的的，养老本身是就业的延伸。 所以退休时间和待遇就成了区分个体与统治者远近亲疏的标志，比如国级和省部级是没有退休年龄的。 他们是否退休要内部商量，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远高于企业职工，企业职工又远高于城乡居民。 换句话说核心团伙永远掌权，体制内群体永不失业，企业职工呢现收现付，农民则是永不翻身。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前两个群体也就是合成统治团伙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不创造财富的。 他们只是通过分配财富来获取收益，成为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决定论的现实例子。 他们生命中获得的所有财富都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剩余价值。 就业在中国古代就是指做官，古代的统治团伙主要依赖农业税，对于他们来说国家就像个农场。 官僚类似农场里的工人，而老百姓就是牛马牲口，所以就业都是针对官僚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和今天的人民领袖一样是不存在退休时间的。 而普通臣子的退休规定则来自于礼记曲礼上的古训，大夫70致仕。 致仕也被称为致政、休致是官僚退休的意思，比如汉代致仕的官员大部分无俸，二千代以上的才能享有顾俸的三分之一。 千代以下的官员毫无所得，普通人通过考试和举荐成为官吏的目标是为统治者服务，衣锦还乡。 但是对于当年的绝大多数官僚来说是没有养老金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奋起反抗这个致仕古训呢？ 答案是官僚们就业是为了权力，致仕也是为了权力，只要现行执政者还认同他们的权力地位，那么养老金是否存在并不重要。 致仕并不是一种经济利益，而是政治荣誉，官员退休皇帝赏赐黄金百金。 安车饲马是告诉所有人这个官员的地位，我们在清官海瑞的节目中曾经详细介绍过，即使是出身贫寒的清廉官员，仅靠俸禄和赏赐也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
[7:04]海瑞的穷是因为好色纳妾，官员在任的时候通常会购置土田，即使退休以来这些资产也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同时绝大部分公务员都具备超越海瑞的情商，他们遵循史记汉书，酷吏传的教导。 多诳，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虽贵戚，必侵辱。 意思是说判断远近亲疏依赖的是权势，没有权势的人就是奴才，因为权势来源于领袖，所以自然能够做到两个维护。 以恶为治的专制官僚思想奉行权力是财富的保护伞，当红色家族每天思考如何将自己的子弟变成将来可靠的接班人的时候。 古代的低层官僚也在想方设法保住官宦门地，对于官僚来说失势就是丧失权力，意味着自己的事业。 如果他们退休后他们的孩子失去了权力，那么对孩子来说是失业，自己就是老无所依，因而专制中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依赖家庭养老。 统治者依赖的是家族权力的传承，而被统治者则依赖的是后代劳动创造的财富。 大家好，我叫庞瑞奇，是上海市青浦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的一名基层税务工作者。 我的爷爷和父亲也都是税务家庭中的一份子，我是一名在税务家属院长成长起来的孩子。 从小受到浓厚的税务氛围的熏陶，所以啊在毕业之后我选择了接过父亲和爷爷手中的接力棒，让税务蓝在我们家继续传承下去。 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意思是说统治团伙骑在人民头上管理人民，他们吃人民的喝人民的，而人民大众的财富呢，被统治团伙剥削，这是天下的原则。 天下之通义就是所谓的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2000年来一直是人治社会，政治权力是高于一切的支配力量。 对于统治团伙来说呢，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是不是会被失业，因为失业意味着失去权力。 至于老百姓是不是失业，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 商君书若民说，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 意思是说政策制定的是人民所憎恶的东西，人民就弱，政策制定的是人民所喜欢的东西，人民就强。 人民弱国家就强，人民强国家就弱。 人民丧失了更多权力和财富后，为了生存就只能接受较低的薪资和较差的福利水平。 这样统治者才能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前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提出低人权优势，认为它是中国奇迹的关键。
[10:37]问题是弱民政策在中国已经持续了2000多年，为什么之前没有获得优势呢？ 究其本质，这是因为欧美日向中国输出了技术和设备，手把手的教会了中国人如何使用。 在不需要基础创新的情况下，在和平条件下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低人权才能获得优势。 一旦环境变化战狼子集，那么低人权就将成为劣势，造成大量的失业而引发民变。 这是后话，我们会在后面的节目中详细探讨，专制统治团伙的目标是维护统治。 统治的核心是资本，所以如何通过平民弱民来获取资本就成了中国统治团伙上千年追逐的目标。 以恶为治的后果是49年后的七次失业潮，除了正在发生的第七次外，前六次失业潮都有惊无险的成功化解。 在化解的过程中经常还掺杂着对经济的无知、政策的鲁莽以及对民众的漠视和剥削。 化解危机的政策就这样因为动机的邪恶，最终又成了下次失业潮的始作俑者。 中国很大，文化习惯，甚至同一场运动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形式、结果都可能出现不少区别。 所以这里建立一个简化后的框架，用于分析这七次失业潮，对每一次失业潮，我们都会分析它的起源、特征以及统治团伙采取的化解措施。 并探寻导致那次失业高峰的本质原因。 在旧唐书程之杰列传记载，程知杰本名咬金，冀州东恶人也，少骁勇善马槊。 槊是一种骑兵兵器类似矛，长度超过四米，双血槽，到了清代的说唐中，程咬金就被描绘为在睡梦中学会三板斧的喜剧英雄。 事实上中国的统治团伙在处理失业问题上也有三张牌，分别是投资、外援、改革。 投资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专制政府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 用官方的话来说，就是政府有脚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宏观调控也叫宏观监管是指令经济的限制措施。 是通过对市场准入、价格、国民收入、货币供应量等一系列的控制来巩固统治的过程。 投资在很多情况下是国家出小头，企业出大头，老百姓耗尽积蓄添砖加瓦。 这种投资不仅是资金的投入，还包括普通百姓的人力物力，所以在国家投资的过程中，统治团伙事实上还在完成对民众的剥削。 由于这种形式只先于内部不涉及外部，也不影响现行的政治体制，又能最大化团伙的利益。 所以，在处理失业危机的时候总会被优先使用，外援也就是引进外部的资金和技术来解决内部问题。 建国后数次最为严重的失业危机，都是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得以平安度过，但是依赖外援就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 如果天天骂别人是修正主义，或者日日谴责境外敌对势力就会对外援造成阻碍。 因而我们能够看到在部分危机爆发的时候因为找不到帮忙的境外势力，而不得不诉诸其他手段。 最后一个化解之道就是改革，2013年3月17日的12届人大闭幕记者会上，时任总理李克强描述改革的时候从说，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专制政府的官僚体制被建立出来以后，就会形成既得利益系统，因为统治团伙要获取利益，就必然要禁止他人做同样的事情。 国家经济就成了禁止经济，表现为禁止老百姓做什么，而自己因为特权可以做，于是获得了成功。 这种禁止的事情一旦不得不放松，就会成为所谓的好政策，特色特办的改革是通过压制正常理所求，从而获得的制度优势。 团伙内有人获得了优势就必然触动现有的利益集团，于是不到万不得已，改革这张最后底牌是不会用出来的。 改革这张牌是对现行官僚系统的整顿，需要领袖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强大的个人威望才能成功。 在很多情况下，改革的结果不是攻坚克难，而是活活咽死。 总结一下，分析专制统治团伙的行为需要微观经济学而不是宏观经济学，对统治者来说被统治者的就业是为了给统治集团创造剩余价值。 官僚们就业是为了专制服务，其价值的评估核心是社会贡献，所以越接近核心的官僚就业时间就越长，越远离核心的人延迟退休就得越久。 从统治者角度来看，高失业率是自己弱民的成绩，能让中国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低人权优势，但是失业过多呢会引发民变。 统治者在失业问题上一共有三张牌，分别是投资、外援和改革，如果其中一张或多张牌因环境而无法选择，那么对失业的治理将大大折扣。 三张牌全部打完，还挽救不了失业率，统治团伙就会行将就木。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共发生过七次失业潮，第一次是50年代解放战争后因为收缴工商业财富和引进苏联技术而导致的改革外援性失业。 第二次是60年代大跃进，投资拉动经济失败而造成的投资性失业。 第三次是70年代大搞三线建设，基建投资巨大浪费，同时叠加文革经济停滞而导致的投资性失业。 第四次是80年代知青回城，叠加60后生育高峰造成的改革性失业。 第五次是90年代政府甩包袱，官僚私吞国有资产导致大领下岗的改革性失业。 第六次是千禧年后土地财政和外部金融危机引发的投资外援性失业。 第七次就是今天正在发生的投资、外援、改革恶果相叠加的失业潮。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三张牌既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法宝，也是造成失业的主因。 那么这些周期性的失业潮是如何发生、如何化解，统治团伙又是如何在化解中持续推进剥削而自觉坟墓的呢？ 请看下集中国经验，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感谢订阅，我们下期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