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上期節目說到高華的時候，我談到了顧准。 顧准是20世紀中國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而1959年,作為右派,在河南信仰勞改的時候,親歷大飢荒。 是他自己的思想歷程中至為殘酷,也至為關鍵的一段。 信陽800萬人口中,超過100萬死於計劃。 顧准認為,大飢荒不是天災,也不是簡單的人禍。 而是一場“國家對抗農民”的衝突。 1959年顧准被送到河南信陽的時候,那裡被認為是距離“共產主義天堂”最近的地方。 6月12日,他在日記裡寫進入勞動隊的第一天,明白了,這是一個集中營。 他勞動改造的地方叫鐵佛寺水庫。 這是一個典型的大躍進工程,沒有圖紙,沒有勘探設計,也沒有規劃。 靠著縣委王書記的一句話,叫在兩山之間攔水建庫。 全國一齊大躍進,開山劈嶺改江河。 此時水庫的農民工因為飢餓和勞累,已經逃散了一大半,所以縣委才把顧准這樣的右派勞動隊派到了這裡。 作為右派,顧准沒有刑期,也沒有解除的規則,沒有行動的自由,連小便都要請假。 剛到工地,顧准就已經見到了浮腫,他的判斷是,這些人的厄運不是1959年才開始,而是1958年的春天就已經開始了。 從這句話的意思來理解,顧准認為,大躍進和大飢荒幾乎同步開始。
[2:03]1958年元旦,人民日報社論提出15年內要超英趕美,向共產主義過渡。 當年4月,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在信陽誕生。 6月7日,信陽率先在全國放出了糧食衛星,小麥畝產2,105斤。 此天之後,這個數字漲到了3,500斤,當月底翻倍到7,320斤。 而在8月份,當毛澤東說:糧食太多吃不完怎麼辦?之後不久,信陽宣傳,它的水稻畝產48,925.7斤。 顧准做過上海的財稅局局長,對數字很敏感,認為謊報並不是某一個地方或者某一個官員的道德問題。 他說這個災難實現的具體途徑,是通過統計學來的。那個5500億斤就是標本。 城市中心主義的建設,與自上而下的指標式的統計學,再加上沈萬山式的領導良心,結論,苛政猛於虎。 那個自上而下的指標式的統計學,他指向的是國務院在1959年公佈的5,500億糧食的預估全國產量。 而事後看,這還是周恩來對之前的預估,已經打了一個差不多對折之後的數字。 他在日記中寫 產量的謊報,實在是大苦我民了。 當年夏季大旱,當顧准在烈日底下,頭上裹著濕毛巾推車的時候, 那個號稱畝產萬斤的紅旗公社裡的水稻,已經到了倒秧可以直接用火柴點著的程度。 不過,在那一年,信陽的口號是“大旱大豐收”。 信陽發了這麼多衛星,信陽是全省第一啊,發衛星發得最多的。 水稻,雞公山水稻一萬斤。還有哪裡幾萬斤幾萬斤的,隨便胡扯,隨便說。 我們這兒出名了。所以這不是廬山會議啊,他們想總結這經驗。 開廬山會議的時候為為為大會獻禮啊。 就讓我帶上工作組去調查,不但是沒有畝產一萬斤水稻,而且一千斤也沒有。 七八百斤差不多。說七八百斤差不多,這差多大了? 地委委員李瑞英把這個調查結果告訴了自己的丈夫,時任信陽地委的副書記張樹藩。 在常委會上,張樹藩以1票對8票,說災年已成定局,必須實報產量,早做準備。 顧准認為,59年的夏天,災荒曾經出現過“一個小的馬鞍形”,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當時還有人敢說實話。 廬山會議之後,這些聲音消失了。 1959年8月,是顧准稱為“恐怖與屈服”的時期的開始。 廬山會議整肅彭德懷之後,全國從反左轉向反右傾,鐵流一樣的壓力迅速下沉。 在9月初,河南省委“貫徹廬山會議的精神”,要求各地委預報自己的糧食產量。 信陽副書記張樹藩仍然認為要實事求是,他堅持只報其他常委預估數字的一半,30多億斤。 省委震怒。 還不知道誰死活啊。張樹藩被定為嚴重右傾分子,晝夜挨鬥。 他和妻子李瑞英特意拍下了這張合影,兩個人都帶著笑容,作為生離死別的準備。 因為就在這個時期,主張包產到戶的光山縣委副書記張福洪,在鬥爭會上被打死,對外稱“畏罪自殺”,立即掩埋。 信陽全區在反右傾中挨鬥12,000人,恐怖迅速傳導到勞動隊。 人人過關,暴露思想,原則很簡單,顧准記錄:一、主席的領導決不會錯,二、根據上級指標定產量。 顧准對此的判斷是四個字,他說“色厲內荏”。 日記中他寫道,“1958春所出現的情況,曾使毛害怕,因此企圖Return To 1957。但如此做法,必然否定總路線與人民公社。二者兼顧,此路不通。加以外來的刺激,於是決定走Stalinism (斯大林主義)的道路到底。而Stalinism在中國是有生命力的。 1928年,蘇聯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推行了集體化政策,該政策旨在將私人農場合併為國家經營的集體農莊。這些農莊被稱為“科爾霍茲”(Kolhoz)。 由於許多烏克蘭農民不願意把自己的土地交給國家,他們的田地被沒收,許多人被流放,或在1932年被迫離開家園。 政府大幅提高了糧食徵購配額,要求農民的產量必須遠高於以往。對許多人來說,這一目標根本無法完成。 全部被政府徵走,家裡幾乎什麼都不剩。那些試圖私藏糧食的農民,往往會被懲罰,甚至被處決。 毛澤東此前對這段歷史是有警覺和反思的。1959年初鄭州會議上,他曾經說斯大林對農民竭澤而漁,現在我們也犯了同樣的毛病。 但是當年7月22日,赫魯曉夫公開反思這段歷史,批評公社制度不正確。《紐約時報》寫,蘇聯領導人可能在影射中國。 當時正是廬山會議期間,赫魯曉夫和彭德懷的批評,就是顧准所說的內外刺激。但他認為,這不是毛澤東決意堅持激進政策的根本原因。 原因是制度內在的邏輯。既然人民公社已經建立,機器廠已經修好了房子,全部體制已經完成,下馬是萬萬不能的。 兩個月前剛進勞動隊時,顧准寫他一直“傲視大官”,“不理別人”,“去他球的帽子”。 這是他的性格,1952年他被撤職,理由就是“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 顧准說“我這個人做上廚位”。用舊話來說不是做官的材料,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導火索就是(為國家利益)頂撞蘇聯專家時,“毫無恭順之意”。 之後他在河北勞改,仍然公開批評大煉鋼鐵得不償失,所以才作為反黨右派遣送河南。 7年當中他自認一身鐵骨,敢於衝撞體制,但是到了1959年8月,他寫他不得不“向任何人低下頭來”。 勞動隊隊長沈萬山點名批評了他,並且貼出了他的大字報,批鬥顧准。 沈萬山這個人不識字,他的口頭語是“你們是罪人”。
[8:57]有人質疑他的理論水平,沈萬山說“我要鬥你,還不是鬥你啦!如今的黨性都屬此類。莫看沈是粗人,他是深得毛之三昧的。毛對費孝通不也是這樣說的嗎?” 顧准寫道:“沈深得毛之三昧,毛不是對費孝通說過同樣的話嗎?” 顧准的妻子汪壁,是他在世界上唯一能夠傾訴全部心事的人。他曾寫過“此生所有的歡樂是她給的”。 但1959年政治壓力,已經大到了讓汪壁也難以承受的程度。她一個人要撫養5個孩子和老人。 10月17日,顧准收到她的信,語氣公式化。顧准“半夜嗚咽”,直到汪壁知道他生病了,馬上寄錢來,埋怨他不早說。 顧准滿心柔情,馬上寫信向妻子匯報自己的改造計劃。摘帽子成了政治勒索,而愛人成了人質。 顧准寫道:勞動隊的每一個人都在恐怖中屈服了。之後是他們真正的大躍進時期。 三面紅旗迎風飄揚,六億人民奮發圖強。 每天14、5個小時的重體力活,夜裡加班,凌晨還要寫思想匯報。當時的口號是:眼熬爛,腿跑斷,連軸轉,活著幹,死了算。 1956年,顧准在黨校聽過蘇共二十大對於斯大林的報告。 他在日記中寫terrorism(恐怖主義)的時代開始了。 這麼重的體力勞動,吃的卻越來越少。顧准寫道,“9、10月間的時候,勞動隊已經有40多個人出現了浮腫,而民間腫的更厲害,一眼望去,民工中很多人都腫了。 信陽書記路憲文在口述中說,當年10月,省裡要求強迫早徵秋糧,所有的糧食從場上直接拿走,打多少交多少,不留給農民。 省委當時的口號是“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這是1959年3月份上海會議上,毛澤東曾經向各省要求的學河南的辦法。 當時咱們的地區是這樣的,59年天旱減產。實際產量只有15億斤。
[11:20]整個地區報了150億斤,落實了35億多公斤。拿不出來呢就開批判鬥爭會, 那最後的口糧,連種子都交公糧了,沒啥吃不是餓死人嗎? 顧准曾經預計,飢荒會在第二年春天到來。他沒有想到,秋收剛過,農村就已經斷糧。 帶著飢憤跟淒涼,他寫道:“咬緊牙關,死一億人也不要緊,幹上去。這是1959年8月英明偉大的毛主席所下的雷霆萬鈞的決心。從外面來,從上面來的右傾機會主義歪風,不過是刺激他下了這個決心的觸媒而已。事情是被決定於‘內因’的。” 這是1959年8月,英明偉大的毛主席所下的雷霆萬鈞的決心。 到了11月中旬,顧准一天兩頓飯,吃的都是紅薯葉。此前他無論如何難以下嚥,但現在全部吃完。 他寫道:飢餓是可怕的。但相比農村,他寫勞動隊是恨難的,比之農村,就是天堂。 這個曾經被他認為是集中營的勞動隊,已經是天堂。 因為就在這個月,他勞動隊的朋友農民右派徐雲周家裡面斷炊了。畝產只有三四百斤,各家偷偷藏的稻米都被抄走。 但縣委仍然認為農民在隱瞞產量,所以展開了“反瞞產運動”。 說雞公山鄉不是沒有糧食吃,他們把糧食藏起來了,瞞了,把產量瞞起來了。 把那國庫糧食都拿出來,堆在那大場裡開會,都說群眾沒有吃的了。 這樣來看看,這是沒有糧食,說瞎話,隱瞞了吧。到處這場裡一圈一圈的,弄出三百萬斤糧食來。 都是國庫裡的糧食。信陽舉行了474次這樣的假現場會,證明農民在隱瞞產量,破壞大躍進。 官方文件顯示,當時幾乎所有的公社和隊都設立了監獄和勞改隊。毆打致死群眾67,000人,致殘34,000餘人。
[13:28]至於酷刑,我不念了,請大家自己看吧。
[13:42]家在農村的徐雲周極為痛苦。顧准只能安慰他,勞動隊還算一個避難所。 如果你現在仍然在農村,目擊這一切,會是多麼傷心。 不讓群眾家裡冒煙,這不是沒有辦法,餓了沒有辦法,就擼上樹葉,擼上野菜,刮點樹皮,煮煮吧。 家裡吃食堂沒有鍋,弄個小鍋,拿個磚頭支起來,弄個小鍋煮點菜吃。 冒煙了,看見了,來檢查你,不行,給你把小鍋給你打了,把鍋給拆了,什麼也沒有了。 他吃食堂的什麼也沒有了,堵死生路,這是一個。 農民吃一點紅薯葉,他們的鍋被砸了。因為野菜必須交給食堂。 顧准寫道:因為野菜和牲畜現在都是集體的,私有制取消之後,農民沒有了自己的土地財產,甚至名字。 300多萬個全國公共食堂,把90%的中國農民的生產和消費,管到了徹底。 人們被迫殺牛保命,而信陽認定,這是破壞社會主義的殺牛犯,他們拘捕了超過2,000人,1/5死在獄中。 12月,勞動隊浮腫的人已經增加到80人左右。顧准在路上看到了倒斃的民工,他的兜裡還有4元錢。 但是商城已經什麼都買不到了。徐雲周一家決定搬到另外一個縣城,尋找活路,固始縣。 那裡的縣委書記在給居民找糧。 比如說,固始縣的縣委書記,叫石兆舉,我的書上還有他的照片,跟我說,當時餓死人的時候, 他跟縣裡面有個糧食局,縣裡管的糧食局書記,他說能不能借三萬三萬斤糧食給我,等秋後我再補上。 那糧食局長說,石書記,我沒這個權力,這糧食是吳芝富同志管的,我一粒糧食都不能動。 顧准在日記中,沒有能夠記錄徐雲周一家後來了的命運。但是我在官方文件中看到,災後統計,固始縣有400多個村莊沒有人煙, 而商城453個村莊死絕。 就在同一時期,信陽所有的大小糧庫都是滿的。 我們當時整個地區還有11億斤,那是國庫的糧食是不能動的。當時執行也不行,不執行這個命令也不行。 當時的這個上面這個政策很緊,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是非常著急,但是誰也不敢開倉, 只有一個人開倉放糧,那就是張樹藩,那位被批鬥的信陽副書記。 在復職之後,他不請示上級,在遂平縣開倉放糧700萬斤。 此後,卻開始受到批判,他被軟禁。 就說他,你老張,叫你下鄉反瞞產,你一斤糧食沒有放出來,你還把給國家的超徵購的700多萬斤糧食你都開倉給拿了,你好的膽子啊。 路憲文說,糧食問題是思想問題。顧准在日記中寫這句話是“濫調”。 他說其實一切決定於數字,那崇高的思想也決定於數字。 當時餓死人最多時候,糧庫也是糧食最多時候,不緊信陽,告訴你一個全國數字, 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餓死人最多的一年。在這期間庫存糧食最高達到887.03億斤。 顧准曾經認為大飢荒會缺糧,他寫打腫臉充胖子,究竟能充得幾時?不會乞求外援嗎? 但是和他的預期相反,根據楊繼繩的研究,在大飢荒最嚴重的1960年,中國成立了專門機構從事援外, 並在這一數額激增。4年後的政府報告顯示在困難時期,我們節衣縮食,拿出了比償還外債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 12月的時候,信陽向省委報告要了2億斤糧食。但是顧准粗略計算了這個數字之後,他寫道今年冬天,農村的老人跟孩子將陷入絕境。 60年1月5日,顧准日記中寫道,他看到一位農村老婦人,帶著幾個“精瘦到可憐”的孩子,等顧准他們吃完飯來刮碗。 但是這些碗裡已經沒有多少殘羹。他看到的老人跟孩子算是幸運的,因為他們還能走路。 脫兒所裡頭的那些小孩兒,那眼睛嘟嘟囔囔的,可懂事的樣兒啊。 可是他那臉瘦得跟猴子一樣了,瘦得跟猴子一樣了。這身上呢也走不動,爬著走。 14歲的小姑娘餓得走不動路了,在地下爬著,怕我們說話,趴在那門後面藏起來了。 顧准在日記中寫到,一位隊友對他說,有一個小孩躲在他們伙食房的床底下,好幾天在那偷東西吃。 孩子們被遺棄了。僅光山一縣就有將近400名這樣(被遺棄)的孩子。 官方文件顯示,信陽的書記路憲文認為,丟孩子是“階級敵人”在搞破壞。 之後各縣用專政手段來打擊此事,造成了大量孩子在寒冬中“凍餓而死”。
[19:47]太陽出東一捧花,錦繡江山美如畫。
[20:13]信陽是著名的魚米之鄉。但這時的李瑞英看到的只有“灰色”,中國的農村變得沒有顏色,沒有活物,沒有聲音,聽不到家禽和鳥叫,一片死寂。 12月死亡,死亡在顧准的日記裡是以“家”為單位出現的。 這些名單中,最慘烈的是勞動隊一個叫黃渤的人,他的老婆、父親、哥哥和兩個小孩,在一個半月中相繼死亡。 他對顧准說,比父親和孩子死亡更糟糕的是哥哥死了。 這意味著最強壯,最有能力帶著大家度過災難的人,也在消失。 從官方文件看,固始縣在飢荒中67.9%的死亡者是青壯年。在飢餓中,他們還要承擔高強度的勞動。 鐵佛寺水庫的民工,按顧准的記錄,每天只有一頓中飯,沒有主食,菜一斤,紅薯半斤。顧准檢糞的時候,民工對他說,你們撿不著了,因為我們現在都喝米湯。 形勢持續惡化。1959年12月22日,顧准在日記中寫下,商城發生人相食的事二起。 這兩起案件發生在最親密的人之間,丈夫和妻子,姑姑和侄女。 寫下這件事的時候,顧准沒有附加一個字的感受,因為同情心在這個時候是罪行。 僅固始縣一個縣,官方記載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地委書記路憲文把這定性為敵人破壞屍體罪。 多人被逮捕後在獄中死亡。信陽地委要求,誰為外流人員和小孩流淚,誰就要受批判,“你什麼立場?” 在勞動隊每次開會,顧准都要檢討自己的“人道主義”,並且自我侮辱為“狗道主義”,才能夠過關。 他日記中記錄,當年冬天,雨雪紛飛,大躍進砍了大量的樹,農民沒有柴火取暖。 有人到勞動隊來偷,被剝掉棉襖,赤裸著攆了出去。之後他偷衣服被毆打,在大雪中飢饉斃命。 他曾寫道:在這個隊裡,人性最少,而階級性最多的沈。而且是農村越是嚴重,越是不按價值規律,只能在指定地點吃,越是嚴重。
[23:22]政治掛帥——non economical monopoly,非經濟性壟斷。
[23:48]回想從前我做首長時也相同。然而那時還是供給制。現在伙食費相同,還不准隨便自購東西吃,而特殊化現象又不可免。不偷才有鬼。所以我偷了。偷其實普遍之至。
[32:49]他說從前我當首長的時候也是相同,那時還是供給。現在活是費一樣,不准買東西,不偷才有鬼。 廚房成了大飢荒當中的權力中心,圍繞著它的是分肥、行賄、謊言、告密。
[33:10]當隊長說右派不能喝豆漿的時候,就會有人時時暗中查看,顧准的杯子裡喝的是什麼,筆下寫的是什麼。 顧准感慨勞動隊迅速發生了道德敗壞,但是餓得睡不著覺的時候,他也曾經想過擠進勞動隊的統治階層。 在日記裡,他反复自問我是不是變得卑鄙了。照鏡子的時候,他已經認不出那個浮腫而憔悴的自己。 他說自己基本學會了“唾面自乾”,“笑面迎人”這一套。見到沈隊長,對方不理他,他也一定打招呼。 沈萬山說“接上頭了”,這是笑臉迎人政策的結果。我近來每見沈必招呼,他不睬不睬我也招呼,這就合乎他的心意了。 安排他當北京右派的負責人,負責向他匯報其他人的思想動態。顧准拒絕了。接替這個位置的人,在當年就摘去了帽子。 他這個人是非常有尊嚴的人,他從年輕時代就追求這麼一個美好的社會。 結果呢建立這麼一套制度,而這一套制度下,人的應該有的尊嚴都會被泯滅。 包括他自己。 顧准是著名的理想主義者,在當年他放棄了上海會計師事務所300元銀洋的月薪,去參加革命。 不是為了私利,而是為了那個馬克思承諾的世界,資本主義必然消失,一個沒有剝削,沒有異化的真與善的世界必然來臨。 他說如果沒有這個必然性,誰會把腦袋繫在褲腰帶上鬧革命。 所以49年之後,當上上海財稅局局長,顧准為了消滅私有制,就通過高地稅驅趕外資企業,推動公私合營。 他分析歷史唯物主義有一個必然規律,一個世界圖式。所以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目的論。
[35:20]而革命者,就是因為相信這樣的終極目的,才不惜以專政手段來實施。 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 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35:51]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35:58]現在1959年來臨了,他親眼看到了在一個落後的農業大國,徹底剷除資本主義實驗的後果。 在通往共產主義天堂的人民公社金橋上,他看到一家人因為飢餓相互吞食。 在日記裡,他曾經寫下這樣一句話,畫了重重的波浪線,說1949年我在上海的一些主張,又何曾沒有教條主義的成分。 他現在明白,絕對真理不外是神界或者神界的化身。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沒有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任何制度都可以實驗,重要的是實事求是,接受現實檢驗。 這是日後,為什麼顧准從理想主義轉向經驗主義。 在1959年的日記中,他寫道:要想真正改變這個局面,必然需要顛覆性的結構,取消公共食堂,提高糧價,允許自由市場承包制取代公社。 這些是1978年中國農村改革的核心內容,但那已經是將近20年之後的事。 顧准沒有能夠親眼看到,顧准預言,1960年就算是豐年,災荒的局面也會繼續,因為“國家對抗農民”。 他認為,這是裹挾在階級鬥爭話語之下的衝突史之致。 而按照當時的說法,階級鬥爭還有20年,甚至50年。 顧准寫,再繼續鬥下去,又鬥誰呢?他借用馬克思的話說:老田鼠,你掘得好啊!再鬥下去,無非是自己而已。 1960年10月,當毛澤東知道飢荒的事實,他認為原因是階級敵人破壞,反革命復辟。 解決方案是民主補課。所以信陽大補,大抓,15萬名幹部抓起來集訓審查。 不論出身,不論立場,不論思想,第一個向中央衛生部匯報實情的,固始縣的縣長楊守續,是第一批被抓捕的人之一。 而路憲文這位信陽地委書記差點被槍斃。1993年在臨終的病床之上,他自述說,信陽事件後,以左反左,造成重大社會災禍的經驗和教訓沒有總結。 條件依然存在。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就是歷史悲劇的重現。 顧准說過兩句有名的話,第一句是所謂專制,就是一個人認為自己絕不會錯的想法。 第二句是民主不過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