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大家好,歡迎收看誇克說,我是誇克。 這段時間出了很多新聞啊,那邊是福建漳州的毒陽梅,這邊是山西慶元的礦難。 昨天證監會重罰幾家券商,不讓中國人買美股,今天華為又搞出了一個什麼套定律。 號稱要顛覆摩爾定律,吊打台積電。 總之咱們天朝可做素材太多了,我這寫稿速度都有點跟不上了。 這期節目呢,咱們就挑其中兩條說說,一個是毒陽梅,一個是山西礦難。 因為這倆雖然看起來不挨著,但其實都屬於安全問題,並且深挖下去,背後其實都是同一個邏輯。 至於華為那期呢,咱們放到週末。 好了,廢話不多說,咱們馬上開始。
[0:48]先簡單交代一下來龍去脈啊。 5月15日,福建電視台的一檔叫做第一幫幫團的欄目播出了一段暗訪視頻。 視頻裡,記者去到漳州龍海區的浮宮鎮和白水鎮。 這倆店都是漳州特產浮宮楊梅的核心產區,據說有700多年種植歷史。 2010年還獲得過國家質檢總局的地理標誌保護認證。 換句話說,這是中國最有歷史,最有品牌背書的楊梅產地之一。 然後記者走訪了其中十餘家的收購點,看到什麼呢? 看到工人把整框的楊梅直接泡到裝著化學液體的桶裡,然後撈出來瀝乾,再裝進印著新鮮楊梅字樣的紙箱,發往上海浙江等地的批發市場。 桶裡的液體是兩樣東西的混合物,一個是脫氫乙酸鈉,這是政府明令禁止用於鮮果的防腐劑。 二是叫管稱甜度是蔗糖8000倍的複合甜味劑,瓶身沒有成分說明,沒有生產日期,沒有質量合格證,標準的三無產品。 記者問工人,這劑量是怎麼控制的?工人說全憑手感。 然後記者又問,這個東西你們自己吃嗎?工人回答說,泡藥的,我們自己都不敢吃。 只有一個廠名,沒有其他標識,其實算一個三無產品。好甜,泡藥的我們自己都不敢吃,不能吃哦,不能吃,這是泡藥的,泡藥的。你看,好甜啊。那邊有那個沒有泡的,拿去吃,不要拿這個吃。哦,你們自己也不吃這種的。 這一幕是不是有點眼熟啊?你之前可能已經無數次刷到過類似的事件。 農民不吃自家地種出來的毒蔬菜,餐館老闆和外賣員不吃自家產出的外賣。 這幾乎已經是中國常態了,中國古代鬧飢荒最慘的時候不是要異子而食嗎? 而今天的中國是一份而食,就是大家都在產出有毒的食品,從奶粉、殭屍肉到食用油,蔬菜、大米到楊梅。 經手人都知道這玩意有多噁心,都不是自己種出來,造出來的東西只想著賣給別人。 但這完全是自欺欺人嘛。 這楊梅能吃嗎?我們又不吃。賣給這家吧,這家人喜歡吃。呵哈哈哈。 都賣給你了。 你自己吃嗎? 都賣給你了。 你們自己不吃啊?自己不吃。為什麼不吃呢?為啥不吃?你該硬硬想病患用那個精髓椒來。自己吃不? 多說一句啊,我爸現在對這個食品安全問題可焦慮了,天天嚷嚷著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 都是我定期幫他買日本進口的瓶裝油,你別看他平時愛他愛國,真關係到身體健康了,他選的全是進口貨。 吃藥也托人搞的原研藥,手術支架也都要進口的。 扯遠了啊,說回正題。 除了毒陽梅,5月22號山西長治的一處煤礦又發生了一起由瓦斯爆炸引發的礦難。 官方通報死亡人數一開始是90人,後來改成了82人。 但即便按調整以後的數字,也已經是近年來中國媒體曝光死亡人數最多的礦難了。 關於這次礦難的細節就不多說了啊,相信大家都已經從各大媒體自媒體那看到了,這也不是咱們這期的重點。 這期節目我想探討一個更加根本,可能也是很多人都想過的問題,為什麼中共號稱全世界最強的執行力,卻始終解決不了食品和生產領域的安全問題? 我在之前武漢夜市槍擊案和於懵龍那兩期節目裡提出過一個觀點啊,那就是中國牆內目前普遍認為,中國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國家。 甚至包括不少反賊也這麼想,但這個想法純粹是被誤導帶到溝裡去了。 為什麼呢?因為中共銀學套路之一,就是修改比較的標準。 隨便舉個例子啊,脫貧。按照OECD,也就是國際貧困線的標準,一般是低於本國中位收入的一半就算貧困。 像我們加拿大,貧困線就是中位收入的50%。 隔壁的美國要低一點,大概是中位收入的38%。 而中共去年劃定的貧困線標準是多少呢?人均年收入3000元人民幣。 什麼概念呢?也就是中位收入的1/12,大概8.3%。 可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去年的人均GDP大概1.4萬美元,剛剛超過中高收入國家的上限,初步邁入高收入國家的門檻。 可即便按照中高收入國家的貧困線標準,是每人每天6.85美元,相當於月收入1500。 記得前總理李克強說的嗎?6億人的月收入低於1000,9億人低於2000。 按國際標準算,中國估計得有7到8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你看,這就是修改標準的威力,只要把貧困線定的足夠低,立馬就從50%的貧困率變成全民脫貧。 同理你會覺得中國最安全,也是因為官媒一直在給你灌輸某種歪曲以後的中式安全標準。 也就是我只跟美國比安全,並且我只跟你比街上有沒有biu biu biu這一項,因為中國禁槍嘛。 這相當於什麼呢?相當於一大幫人坐著談誰的體育更好,你上來說咱們只比乒乓球啊。 專找那些都沒摸過乒乓球拍的舉重,健美短跑選手比,那可不就是你的體格最棒嗎? 至於其他領域,比如食品安全、生產安全、除了槍擊以外的暴力治安問題,比如嘎腰子、人口販賣、電信詐騙。 公權力導致的財產安全,比如貨幣能不能自由兌換,能不能把錢轉出去投資美股,你家的房子能不能隨便強拆。 企業家會不會突然被指定居住,莫名其妙的死亡,環境安全,比如你家附近有沒有濫採濫排的稀土礦,有多少人會因此致癌。 以及政治安全,比如會不會因為說了黨不喜歡的話就被尋釁滋事,甚至打成山顛死在牢裡。 因為以上這些問題死了傷了,都不算安全問題,只有挨了槍擊才算,這就是所謂的中式安全標準。 而最近的毒陽梅和礦難,就屬於按照聯合國發展署的標準算人身安全問題,但按照中國標準不算的類型。 值得一提的是,前面那個浮宮楊梅的產區,同樣的楊梅賣給浙江和全中國各地的,就是泡了藥的毒陽梅。 但如果出口到歐盟,走的就是零添加標準,檢測嚴格,全程可追溯,不允許使用任何違規添加劑。 包括中國企業也經常是兩副面孔啊,出了國很守規矩,但在國內就可以又是礦難,又是買賣人口強制勞動什麼的。 那這種情況到底怎麼造成的呢?僅僅是因為中國政府的監管不夠嚴格嗎?那中共又為什麼監管不嚴呢? 為什麼他們對於拉橫幅反對習近平的人,就能來一個抓一個,絕無漏網之魚呢? 要理解這件事,得先從一個經濟理論說起。 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在他著作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中,提出了一個叫縣級競爭的概念。 指的是以縣政府為主體,縣域為邊界,形成的經濟發展競爭模式。 而這種模式被他看成是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高速發展最主要的原因。 當然啊,說是縣級競爭,也不僅僅是縣和縣之間了,市和市省和省同樣存在這種競爭關係。 在這套模式裡,地方政府不只是一個行政機關,它同時還扮演著一個類似盈利性企業CEO的角色。 招商引資,修路修橋,搞開發區,賣土地幫扶企業管基礎設施,盯著GDP負責財政收入。 每一個縣、開發區、每一個地級市,都像一個在全國市場上互相競爭的公司。 他們競爭的客戶是資本和企業,誰能給企業提供最好的營商環境,最便宜的地,最快的審批速度,最完善的配套基礎設施,最靈活的政策支持,誰就能吸引到更多投資,贏得更多的稅收和GDP增長。 那為什麼政府官員會有動力做這些事情呢?因為過去幾十年GDP財政收入的增長。 一直是中國官員升遷最重要的考核指標。 此外官員們還有個小心思啊,那就是你這個地方經濟發展的越好,有錢的企業越多,你作為地方官員尋租的空間也越大。 說白了,企業掙了錢,孝敬官員們的時候出手也大方些。 而這套模式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你放眼全球啊。 除了中共,很少有哪個國家政府會把GDP當成最重要的KPI的。 其他國家,像是美國、加拿大,政府報告提到最多的,一般都是就業率,新增了多少多少個工作崗位對吧? 但張五常沒能解釋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中國的高層為什麼這麼看重GDP?為什麼其他的國家、毛時代和中國古代的其他朝代都不搞這個競爭?
[9:10]第二,這種競爭的壞處或者說代價是什麼? 先說第一條啊,中共官員為什麼從上到下都這麼重視GDP? 很多人會覺得這是因為中國官員貪,或者說他們喜歡政績工程,這個當然有啊。 但都不是最深層次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改開以後的中共,基本上是完全依賴經濟增長來維持執政合法性的。 我們知道民主國家的合法性主要來自於選票嘛,老百姓投票選你上來,你幹不好下一屆就滾蛋。 為什麼像美國、加拿大這些國家,政府最重視的永遠是就業率、工資增速、通脹、福利,而不是GDP呢? 因為這些才是大多數普通人能直接感受到的東西。 有人可能會說啊,人均GDP上去了,那就業率、平均工資不就上去了嗎?這倆不是一回事兒嗎? 哎,還真不是一回事兒,而且區別很大。 舉個例子吧,鄂爾多斯大家都聽過吧?它和另一座資源型城市克拉瑪依,長期位居中國城市人均GDP前兩位。 2025年鄂爾多斯人均GDP高達3.7到3.8萬美元,不僅是全國平均水平3倍,也遠高於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 但與此同時,該牧區的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多少錢呢?28800一年,還不到全國平均水平。 也就是說生活在全中國最有錢的城市的你,可能還比不上雲南和貴州的小縣城。 因為分配問題,錢都被以神華為代表的央企和少數本地的煤老闆,油老闆們賺走了,普通人連湯都喝不到。 請問這樣的GDP就是一年增長100%,跟你又有什麼關係呢? 在中國,鄂爾多斯的市長、市委書記可能一路高升,但放到其他國家,可能一屆都幹不完就下台了。 原因就是咱們上面提到的合法性來源不同。 有人可能會說啊,那毛時代也沒有民主選舉,官員升遷也是看上級領導臉色,但我看那會也沒有為GDP論啊。 其實不僅是毛時代,民國以前的歷朝歷代,同樣是中央集權,也沒搞GDP中心主義。 當時的地方官最重要的考察是錢糧治安,不要出民變,並且即使是錢糧,朝廷也不會要求你每年財政收入增長10%20%。 更不會因為你招商引資厲害,就把你提拔成封疆大吏。 反過來,如果你這年繳納錢糧增長太快,反而不是好事,因為朝廷會懷疑你是不是壓榨太厲害了,有可能導致民變。 為什麼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兩個時代中國都沒有接入全球化市場。 沒有一個超級大的外部市場,讓你變成世界工廠。 說白了,你是有一堆人礦能夠付福利,往死壓榨了不造反。 但如果生產出來的東西都賣不出去,你這個低人群優勢有啥用呢?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隔壁的朝鮮。 明清當然也有絲綢瓷器貿易,但那個規模跟今天完全不是一個概念。 它沒有辦法像今天這樣把全國數以億計的廉價勞動力製造出來的產品源源不斷的賣給世界。 張五常說的縣級競爭模式前提是你競爭完了,有地兒傾銷,把手底下這堆牛馬,中國人的廉價勞動力變現,進而才產生了所謂的GDP主義。 進而演化成績效合法性。 並且這裡還有一個重要點啊,那就是無論古代還是毛時代,皇帝其實不太需要這種績效合法性的。 前者靠的是傳統繼承,也就是君權神授,天命所歸。 至於後者,按照馬克斯韋伯理論,靠的是所謂的領袖魅力。 當然這個觀點我是不太贊成的。 說到這稍微多提一句啊,因為我看到很多人在談論執政合法性這個詞的時候,都搞的特別學術,特複雜,好像是個多麼高深的概念。 但說白了,所謂執政合法性,就是你這個政府拿什麼來說服大家接受你的統治,你給出的理由越有說服力,合法性就越強。 在古代老百姓腦子裡是沒有民主自由這種概念了。 說白了他相信的是打江山坐江山,誰拳頭大誰就坐龍椅那一套。 尤其是拳頭大的那個人,還子子孫孫延續下來了。 這個時候誰是太子,自然就是合法繼承人,因為普通人家的財產也是父子子繼,他覺得天經地義嘛。 而毛時代所謂的領袖魅力,其實就是槍桿子加筆桿子。 因為你這個皇位不是你爹你爺爺傳下來的。 與此同時,這會人經過民國那幾十年的啟蒙,也沒有古代人那麼傻了,多少也懂得一點民主自由的概念。 這種情況下你靠純暴力就有點不夠瞧了,就得上點所謂的領袖魅力。 那什麼是領袖魅力呢?說白了就是造神。 利用現代傳媒技術搞政治動員,一邊告訴你,毛的武力值多麼多麼牛逼,打敗日本人,打敗老蔣,朝鮮戰場上又打敗了美國人。 另一方面給你灌輸所謂的革命敘事,意識形態階級鬥爭那一套,告訴你過得不好是因為三座大山,而毛主席就是來幫你把山給挪走救世主紅太陽。 他永遠代表咱們窮人的利益。 綜上所述,毛就完全沒有必要搞GDP崇拜,因為光上面這套就已經夠了嘛。 當然他也沒有能力搞啊,因為前面說了,外部市場都還沒對你開放呢。 所以你會發現,今天中國最特殊的地方,既不是中央集權,也不僅僅是中共的意識形態。 而是一個缺乏民主合法性的現代列寧主義政黨在革命合法性衰退以後,又恰好接入了全球化市場。 於是第一次找到了用經濟增長作為替代合法性的路徑,以上這幾個要點,缺一不可。 接下來就到咱們的重點了,縣級競爭的副作用。 縣域競爭這套機制的核邏輯是,地方政府為了吸引資本和企業相互競爭,所以對企業極其友好。 但他解決不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當一個地方政府和本地企業形成足夠深的利益捆綁,當這個企業的稅收、就業、GDP都跟你這個地方官深度綁定時。 你還能同時作為這些企業的監管者嗎? 注意啊,這跟古代的情況還不太一樣。 中國的古代當然也有大量的官員和本地的商賈互相勾連,尋租的情況,什麼雅會,官員在商鋪裡佔乾股,甚至官員家屬直接經商都很常見。 但即便如此,官員依然是沒有GDP主義這個魔咒的,是可以履行監管職責的。 什麼意思呢?就如果你是個貪官,你有股份的一家肉鋪賣給民眾有毒的豬肉,你當然是有動力維護的。 但如果你是海瑞那樣的清官呢?是不是就不用維護,可以秉公執法了? 可中國今天的情況恰恰在於,身為官員的你,即使是個清官,即便跟違法企業沒有勾連,也可能依然需要保護他們的利益。 誇張嗎?咱們做個思想實驗。 想像一下,你是一個地級市的市長,你轄區內有一家大型食品加工集團,做熟食賣到了全世界。 它是你市政府稅收的重要來源,直接和間接提供了上萬個就業崗位,這些就業是本地社會穩定的重要支撐。 它的上游連著本地的無數農戶,下游連著物流包裝餐飲,整個產業鏈在你的轄區裡盤根錯節。 你們這個地級市有三分之一人的飯碗都跟它有關,這家企業既是你的客戶,也是你的合夥人,甚至也是你政績的來源。 現在有一個消費者舉報,說這家企業用了違規添加劑,有毒一時半會會吃不死人,但長期下來有可能會致癌。 你會怎麼做?如果你足夠理性,你會做一個成本收益核算。 假如你認真查,嚴格處罰,結平於停產整頓,那全市三分之一的人就業就會受影響,會有一大堆人上訪,稅收減少,本級財政捉襟見肘。 一些公務員、公交之類的單位就發不出工資,跟省裡交不了差。 然後他在全市最大的幾家銀行,那都有巨額貸款,一旦出現金融風險,波及面更大。 最後本市GDP暴跌,你可能一輩子都升不了副部了。 這些代價都是實實在在壓到你身上的。 但與此同時,你能得到什麼收益呢?消費者吃的更安全了一些,但他們會因此就特別念你的好嗎? 上級會因為這事就給你提幹嗎?不會,等於對你沒有任何好處。 而如果不查,把這事壓下去遮過去,又或者輕打輕放,隨便處理一下應付了事呢? 企業依然還是那個企業,本地的GDP就業、銀行貸款都不會出問題,過兩年我還照樣提我到腹部。 唯一受害的是全國各地有可能致癌的消費者,但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呢?致癌的又不是我兒子。 我兒子小時候吃的是特供,初中以後就送去了美國了。 你看,這是一個教科書級別的激勵錯配,注意啊,我描述這個官員未必是個壞人。 他甚至可能是一個很勤奮,很有責任心的官員,但在以上這套系統裡,他唯一能做出的理性選擇,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別讓事情鬧大。 所以你看到了,即便換一批全是好人的官員,這套系統也會產生同樣的結果,因為激勵結構本身就是這麼設計的。 很多人在討論食品安全問題的時候,喜歡把問題歸結為官員腐敗,監管不力,執法不嚴。 好像換一批更廉潔的官員就能解決問題,但問題的根源從來就不是哪個官員,或者哪幾個黑心商人,而在於這個結構。 這就是為什麼你能看到中國哪怕出了一萬次100萬次食品安全問題,生產安全問題,永遠都是一陣風的原因。 永遠都是媒體曝光、網友憤怒,官方說要嚴查,抓幾個背鍋的所謂典型,然後表態要築牢防線,但同時又強調,只是個別黑心商人的問題。 然後等熱度下降了,過段時間再捲土重來。 這裡還有個值得注意的事啊,那就是對於官員來說,政治安全和食品安全是截然相反的兩個邏輯。 政治安全邏輯是只要問題沒曝光,不引發難以控制的輿情,就等於沒問題,或者說即便有問題,也不需要處理。 而食品安全邏輯是,不管有沒有人看,會不會曝光,風險本身就是問題,必須消除。 而中國官員普遍敢於在理性計算以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最大底氣來源於在中國,確保政治安全這件事是可行的。 說白了事你可以壓下去,並且不會影響到你的仕途,而且是大概率事件。 作為對比,我們可以看看其他國家都是怎麼做的啊。 以美國為例,20世紀初的美國食品和藥品市場處於幾乎完全沒有管制狀態。 當時的芝加哥是美國最大肉類加工中心。 1906年,一個叫做厄普頓·辛克萊爾的年輕記者,潛入了芝加哥的肉類加工廠,臥底工作了77週,然後把他看到的一切寫成了一本書《屠場》。 在這本書裡他描述了工人在充滿血水和腐肉的環境裡工作,病死的豬混進了香腸流水線,腐爛肉被重新加工出售,有工人失足跌進了機器,最終被做成豬油。 辛克萊爾是個左派青年啊,他原本的意圖是想寫一本關於勞工權利的書,揭露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 結果美國公眾讀了以後最震驚的不是工人受苦,而是我每天吃的肉居然是在這種地方生產出來的。 隨後輿論嘩然,一開始羅斯福總統還對這本書持懷疑態度,認為辛克萊爾可能有所誇大。 於是他秘密派出了一個調查組,不打招呼,直接進入芝加哥的肉類加工廠調查。 調查結果讓羅斯福大吃一驚,現實比小說寫的還要髒。 同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肉類檢驗法和純淨食品和藥品法,這是美國現代食品監管體系的起點,也是後來FDA的前身。 但請注意啊,以上這一切得以成立的前提是,沒有官員,包括總統能把這個事壓下去,確保所謂的政治安全。 此後類似的故事在整個西方世界,從北美到歐洲再到日本,幾乎都複製了一遍。 包括今天每次提到食品安全問題時,就會被粉紅們拿來說事的日本森永毒奶粉案,也經歷了以上這個流程。 粉紅們會用這個案例來證明日本也一樣,但卻無法解釋為什麼你能拿出來說的森永案已經是1955年的事了。 而且是知識有限情況下導致的原料污染,而非有意為之。 而類似三句情案,福建毒梅這種商家明知故犯,近乎於投毒的食品安全問題屢禁不止,幾乎每天都輪番在中國上演的原因。 除了以上點,關於中國的食品安全,還有一個很流行的觀點,叫做公地悲劇論。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中國的消費者雖然是受害者,但他們每個人也是共謀者,是這套系統能夠運轉重要原因之一。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既要又要,比如既要又大又紅又飽滿的楊梅,口感甜不酸澀,沒有蟲眼,沒有腐爛。 最好能從福建一路運到北京、上海,還保持好看的外觀,同時又要求價格便宜。 這種情況下你不是逼著商家上科技與很活嗎?這叫咎由自取。 與此同時農戶、商家、平台也都有自己的小算計,農戶想多賣的錢,商販想減少損失,平台想提高好評率。 系統裡的每個人都在理性的追求自己的局部利益,卻沒有人願意為上科技產生的後果買單,這就叫公地悲劇。 相當於所有人一起把這個環境搞壞了。 但這個說法其實立不住腳啊,原因很簡單,因為如果僅僅是公地悲劇,那應該全世界都一樣啊。 比如加拿大的消費者難道不喜歡便宜東西嗎?美國的顧客難道不追求性價比嗎?當然都追求了。 但美國、加拿大幾乎從來不會出現這種為了壓低價格就去違規添加、防腐造假的食品產業鏈。 日本的水果店也不存在這種大規模的惡性內卷。 為什麼呢?因為這些國家對低價競爭設置了不一樣的護欄。 中國的問題從來就不是因為中國的商家天生更壞,也不是消費者特別刁鑽,而是因為絕大多數人都生活在一種低保障、高焦慮、低違法成本的環境裡。 因為分配問題,大部分人的收入不高,只能拼命的買廉價食品。 我在之前的節目裡講過,你去中國任何一家城中村的小超市,推開冷櫃,跟老闆說,我要最便宜的速凍餃子。 他們都能給你翻出一堆一兩塊錢一斤,外包裝上沒有任何字樣,不知道哪生產的所謂餃子。 這種東西在加拿大你是絕對買不到的,即便有也沒有人敢去消費。 但在中國,這是大部分進城務工人員的主要食物來源之一,為什麼呢?窮。 與此同時,生產者們也沒有什麼安全感,養老、醫療、教育、住房樣樣都要自己扛。 每個人都在為了未來的不確定性,玩命的工作存錢。 問題是,當整個市場已經捲到利潤薄的像紙一樣,正常經營賺不到錢的時候,你還有什麼法子賺錢呢? 就只能偷工減料,往食品裡摻東西。 當然,到後來這樣也賺不到額外利潤了,因為大家都在這麼幹嘛? 科技與很活成了一種防守手段,也就是你幹了不一定賺錢,但不幹一定死。 而這些事在包括加拿大在內,大部分國家都是不存在的。 因為大家有基本的社會保障,說白了有退路的人,沒那麼容易被逼到不擇手段。 不像中國,你一不小心買了某個愛國品牌產品,就只能吃啞巴虧。 所以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表面上看的公地悲劇,骨子裡其實是低保障社會裡的全民風險轉嫁。 節目的最後,我想說一個觀點啊,那就是在目前的框架下,試圖通過改革解決食品和生產領域的安全問題,已經越來越不可能了。 為什麼呢?因為社會的分層。 簡單說今天如果你有足夠的錢,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多數情況下是可以規避的。 你可以去盒馬購物,他們的食品有可追溯的產地信息,有相對透明的供應鏈。 你也可以辦山姆的會員,山姆的大部分商品執行的是接近出口標準的品控。 你有了孩子,可以代購進口奶粉,2008年以後這成了很多中產家庭的標配,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最後如果你是高幹或者體制內還有一整套特供系統,能夠確保你不吃外面那些髒東西。 事實上即便是在中國,安全的食品也是可以被生產出來的,這不是技術和能力問題,而是一個價格和權利問題。 中產和精英階層當然是有食品安全焦慮的,事實上他們對於這套體系的不信任程度。 遠高於城中村裡一塊錢一斤餃子吃的津津有味的農民工兄弟。
[25:09]但是這也帶來一個副作用啊,也就是他給這批人提供了一個個體的出路,讓他們可以在不推動系統改變的情況下,解決自己家的食品安全問題。 換句話說,他們買山姆了,也就不再需要改革了。 他們可能依然還會對食品安全問題感到憤怒,會在朋友圈裡轉發相關的新聞,但他們不再有那種切膚之痛,不再有那種如果改變這個系統,我自己就受害的緊迫感了。 因為他們已經用錢讓自己脫離了這個系統了。 為什麼當初中共能夠那麼堅決的關停河北大批工廠,把北京的霧霾給控制下來,還不是因為坐在中南海的習近平也得跟農民工兄弟們呼吸同樣的空氣嗎? 假設中央領導們的空氣也全都特供了,你覺得他們還有動力去改嗎? 而食品安全問題現在面臨的狀況就是,最有能力推動改變那個群體,已經失去了改變動機。 在歷史上絕大部分重大的公共安全改革,往往都是由那些受影響的中產階級和知識階層推動的,而不是底層推動的。 因為這些人有資源、有聲音,有組織能力,有些還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 但當這批人可以用錢把自己和問題隔離的時候,他們推動改革動力就大幅下降了。 這套邏輯不只適用於食品安全啊,它還是一種關於中國社會很多領域改革動力的普遍性觀察。 當有能力的人都抽離開,甚至選擇了移民,剩下的往往是一群既沒有資源也沒有渠道推動變革的人。 最悲哀的是他們中的多數人,甚至於都意識不到需要改變,還會為所謂的中國蔬菜自由點贊呢。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如果您有什麼問題,歡迎給我留言或者發郵件,咱們下期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