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的原生家庭缺乏安全感？从代际创伤的视角（一）Why can not Chinese gain a sense of security from their original family?

[0:00]大家好,我是Anthony,今天是2023年1月24日。 這期視頻,我想從代際創傷的視角,探討中國人的原生家庭,為什麼缺乏安全感? 其實這個話題我以前在國內的互聯網平台上聊過幾次,但由於審查的原因,沒法談得很深入,一些文章也被刪除了。 所以今天我想把之前的內容整合一下,結合最近的一些新的思考,重新談談這個話題。 首先,我大概在10年前就開始關注和思考親子關係,當時我看到的心理學書籍大多是西方學者寫的,但是在思考的過程中, 我越來越發現許多結論難以直接的應用於中國的現實。 例如,美國心理學家Martin Seligman在他的著作《習得性無助》中,分析了為什麼抑鬱和無助感越來越普遍, 他認為從1910年到1960年,再到當代,美國社會的抑鬱和病率是 不斷上升的。 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現代性的發展。 Seligman認為現代性強調個體的價值,強調自主性和享樂主義,這會讓我在面對生活中的挫折和失敗時, 更多的將原因歸結為自己,進而產生無助感。 但這個結論就很難解釋,中國人的精神衝突,因為中國人的心理問題更多的是由於自主性受到抑制,而非得到發展。 在與越來越多的人進行訪談後,我感到由政治所造成的創傷以及代際創傷,是一個十分重要,但又很少被談論的視角。 當我們回顧1949年之後的中國歷史,我們可以找到今天中國的中老年人許多心理問題的歷史根源, 而他們的心理狀態就直接影響到中國的下一代。 首先我要講兩個重要的概念,代際創傷和自我敘事。 代際創傷,transgenerational traumatization,指的是某些創傷不會停留於親歷創傷事件的當事人, 而在代際間被傳承下來,例如祖備傳遞給父備,父備再傳遞給後備。 創傷的內容包括記憶空白,迷散性的焦慮,羞愧,抑鬱,邪司底里,強烈的死亡恐懼,無法面對人際衝突,無法建立親密關係等等。 心理學家認為,一個接納性的,安全的社會環境對於創傷的修復是必要的。 當個體的創傷,無法在一個社會的公共空間去表達和獲得反饋時,他就無法使用語言和文字來標記和創傷有關的情感, 結果是這些創傷成為了一種禁忌,並傳遞給下一代。 自我敘事self narrative,指的是一個人如何講述自己的故事,如何看待自己。 良好的自我敘事應該是連續的,也就是一個人所遭遇的生活事件與他的感受是能夠建立鏈接的, 他能夠充分地意識到和表達自己的經歷,而不需要去壓抑,否認和遺忘。 創傷事件通常會破壞一個人自我虛事的連續性,而要修復這種連續性,需要良好的人際關係。 這段人際關係應當是能夠應現和容納他的感受的,mirror一詞在英文中既有鏡子的意思,也有反應,應現的意思。 就是說他人對於自己情緒的接納,就如同照鏡子一樣,當一個人感到自己的情緒能夠被他者所接納和反應時, 他就會更容易完成自我敘事的整合。 通過上述討論,我們會發現,如果一個人在面對某種心理創傷時,既無法在公共空間中表達交流, 又無法獲得安全的,包容的人際關係,那麼他要修復創傷就面臨著巨大的困難。 因此,心理治療並非僅僅局限於個體的範疇,它的有效性是需要以一個開放,多元和言論自由的政治環境作為前提的。 絕大多數的當代中國人出生於1949年之後,今天的中老年人主要成長於1949到1978年,這將近30年之間, 他們的心理狀態和對待子女的方式,與那個時代的政治制度有著直接的關係。 出於維護統治合法性的需要,中國政府對待前30年,也就是毛時代的態度,在改革開放初期主要是宜粗不宜細, 而在2012年以後,則開始了對毛時代的正面肯定,對毛時代的錯誤則更加淡化。 然而,要理解當代中國家庭的代際創傷,就必定要關注那個時代,社會制度對人心理的影響。 首先我們來看等級制度製造的創傷,也就是前30年的階級成分論。 我們知道,印度種姓制將人劃分為具有高低貴賤的不同等級。 在種姓制度中,最低等級是達利特,也就是賤民,他們被視為不可接觸者,只能夠從事最骯髒和艱苦的工作, 例如與死亡、排泄物、血、垃圾有關的事物,不能進入寺廟和學校,更不可能從事高級的職業。 種性制度給印度社會製造了巨大的創傷和撕裂。 而階級成分論在諸多方面,也可與種性制度作以比較。 1949年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共產黨迅速在全國建立起了以階級成分區分敵,我,友的制度。 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知識分子是中間階層,而地主階級、反革命分子和國民黨殘餘勢力則是敵對階級。 每當運動來臨,政府對待階級敵人採取監禁和管制手段,所謂管制就是限制說話和行動的自由, 並且隨時準備接受群眾的批鬥。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農民就可以高枕無憂,因為評判階級成分的權力掌握在幹部手中。 由於政治的大環境,一直強調對敵鬥爭和“寧左勿右”,基層官員也常常隨意擴大管制範圍。 如貴州獨山縣某鄉有人口8,361人,有456人遭到管制。 後經過上級調查,只有11人符合管制條件,灌縣大官鄉將交不起公糧的農民也予以管制。 從50年代到60年代,中國社會階級鬥爭的烈度整體上呈上升趨勢, 整個社會根據成分的好壞,變得日益兩極化,處於中間灰色地帶的人越來越少。 成分好即擁有純正的血統,是自己人,而成分壞則是敵人或潛在的敵人,也就是被定性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分子,即黑五類。 然而血統也並不是唯一的標準,思想也是很重要的,思想不純正,即使血統純正同樣是敵人。 到了1963年,階級成分已經滲透到個人生活的言行舉止,黑五類的子女和家屬在就業、升學、婚姻方面處於受歧視的地位, 即使這些人是生於1949年後。 到1963年後,大學基本停止招收黑五類子女入學, 部分地區甚至規定,小升初條件是出身佔60分,表現佔20分,學習成績佔5分,其他佔15分。 在一些工廠,成分不好的工人不被允許操縱精密機床,因為擔心搞破壞。 在歷次鬥爭運動中,黑五類家庭幾乎必定處於優先打擊目標,打擊的方式包括訓話,罰跪、捆打等, 例如山東省歷城縣部分農村地區就規定了被定型為地主成分的人不准看戲,不許同群眾講話, 在路上遇到任何人都要低頭讓路,幹部可以隨時進家檢查等等。 關於這方面的史料,大家可以去閱讀《階級身份與差異》這本書, 這裡要討論的是等級制度給個體心理造成怎樣的影響,順便說一下, 我在《中國的學校是如何破壞社交能力》這期視頻中,也討論了學校的等級制是如何製造創傷的。 我們知道,雖然階級成分論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已被廢除,但中國社會至今仍然是一個等級森嚴和極其不平等的社會。 我們知道,很多家長在孩子小的時候就灌輸職業尊卑的觀念,並且對公務員這類職業極度推崇。 我有一個朋友說,他的父母從小就教育他,搞民營企業的都是壞人,只有公務員是好人,這種極端的等級觀念正是創傷的產物。 例如很多家長對子女提出了諸多苛刻的世俗要求,對於孩子是否能出人頭地極為在意, 當孩子面臨一些挫折時,家長自己首先就精神極為緊張,甚至情緒崩潰。 在這種情況下,孩子也感到自己必須通過拼命努力,才能讓父母滿意。 這其實就是一種創傷的傳承,因為家長們成長於一個極其不平等的時代, 弱勢群體被完全地歧視,沒有任何的尊嚴和權利,這種不平等會極大地激發一個人的身份焦慮和想要改變命運的慾望, 而這種焦慮也會無意識地傳遞給孩子。 孩子通過對父母的投射性認同,把父母的這種焦慮給繼承了下來,潛意識裡將滿足父母的期望,當成是自己的人生目標, 修復父母的創傷。 然而孩子的成就不論多麼巨大,都是不可能徹底緩解家長的焦慮的。 因為家長的自我敘事的連續性,仍然是破碎的。 他們的創傷只能通過直面那段人生來修復,即在一個能夠理解並接納他們的人際關係中表達自身的感受, 但在中國其實很難找到這樣的人際關係, 因為中國政府對於歷史的否認和迴避,使得新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對此無知, 而中老年人又常常遺忘或者壓抑。 例如,曾經有一位學者,想要收集文革時期的牛鬼蛇神歌,這首歌的第一句是我是牛鬼蛇神,是強迫那些被迫害的人唱的, 意思是說他們已經不再是人了。 這位學者,向當年被被迫唱這首歌的人詢問歌詞內容,發現當事人普遍都想不起來了, 但當事人都是頭腦清醒的,並不存在記憶力上的缺陷。 反而是當時那些強迫別人唱歌的人都記得歌詞,這說明人在面對強烈的侮辱和羞恥時,是會選擇通過遺忘來自我保護的, 他們之所以表現的平靜,恰恰是因為創傷太強太大,導致將這段記憶給徹底壓抑,這也使得創傷的發現和療愈變得更加困難。 這期視頻就到這裡吧,下一期視頻我打算繼續討論帶機創傷, 大家也可以把想讓我聊的話題發布在評論區下方,感謝大家的收看!